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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通讯
时间:2010-07-29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中 国 犯 罪 学 研 究 会

  会 员 通 讯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编

  2002 (总)第三期

  目 录

  ● 会务介绍●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教授所作学会五年工作报告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王牧教授所作“关于修改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的报告”

  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孙谦教授关于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的有关问题的说明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员组成名单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

  ● 学术论坛●

  入世后的犯罪问题

  反恐怖主义

  黑社会犯罪

  ● 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 学术研究团体●

  香港犯罪学学会与犯罪学研究中心介绍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

  ●简讯●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长会议召开(2002年6月29日)

  附录

  1、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揭晓

  2、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揭晓

  3、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目录

  4、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关于评选十年犯罪学优秀科研成果的通知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2002年4月5日至8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在羊城隆重召开。全国有180多名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

  4月5日上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的承办单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厅开幕。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教授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首席大检察官韩抒滨同志也在贺信中表达了对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法学会也发来了贺信。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国家大检察官王振川同志、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骏同志、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同志以及广州市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会长康树华、副会长王牧、刘灿璞、周密、冯树梁、王岱、孙铣、赵可、孙谦、江礼华、赵国玲以及会议代表18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之后首先根据研究会章程进行了理事会换届大会。会长康树华教授受第二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中国犯罪学研究状况及其未来的发展》的五年工作报告。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王牧副会长作了《关于修改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的报告》。孙谦副会长受学会委托,对此次换届选举办法和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和副会长、会长人员的产生过程作了说明。经过选举,王牧教授被选为新一届研究会会长。王明迪、孙铣、孙谦、卢建平、李洁、江礼华、杨征、严励、陈兴良、陈忠林、张晓秦、周振想、赵可、赵国玲、郭建安、莫洪宪被选为副会长。秘书长由常务副会长孙谦兼任。根据秘书长的提名,经理事会同意,任命郭立新为常务副秘书长、王大为、王顺安、白建军、皮艺军、刘升荣、黄京平、张美英、郝宏奎为副秘书长。选举新一届常务理事、理事172人。

  根据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的决定,聘请雷洁琼教授、康树华教授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密教授、王作富教授、刘灿璞教授、冯树梁研究员、王岱研究员为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高级学术顾问。大会同时宣布了关于成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了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预防职务犯罪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敬大力厅长作了致辞。

  4月5日下午,大会围绕中国“入世”后的犯罪问题、反恐怖问题、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以及犯罪学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主题研讨。之后进行了分组讨论。由于本次会议在研讨形式上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主题发言、主持人评论、自由发言和主持人小结的形式,会议讨论非常热烈。会议与4月7日下午圆满结束。

  中国犯罪学研究状况及其未来的发展

  ——康树华会长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一年一度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在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羊城——广州市隆重召开了,我代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各位领导光临,亲自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大家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加强犯罪研究,搞好预防犯罪,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贡献的问题。这是一个全国人民关注的课题。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筹办与策划本届研讨会活动的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级领导、广州市政法委和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归功于夜以继日地为大会服务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全体同志和会务组的同志;同时也归功于在座的每一位代表不辞辛苦,克服各种困难,风尘仆仆前来出席会议。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对广东省各级政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到会的同志们热烈参与与合作,表示诚挚的谢意与热烈地欢迎!

  应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联席会议的委托,我代表学会向大会作五年工作报告。

  一、学会已做过的几项主要工作

  自1997年第六届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以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又经历了5个春秋,此间,在犯罪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犯罪学逐步走向繁荣,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下面仅就学会几项主要工作做个汇报。

  (一)编撰了《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丛书

  根据我国犯罪学迅猛发展的现状,以及社会生活尤其是刑事司法实践给犯罪学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九五”科研规划中,我们郑重地提出了出版犯罪学系列研究丛书的构想,丛书分为两个系列:一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系列丛书,主要探讨犯罪学学科本身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问题;二是当前中国犯罪热点问题系列丛书,主要探讨社会上关注的犯罪热点问题。

  关于犯罪学基础理论系列丛书,经过一年的酝酿与讨论,拟定了《中国刑事法学研究》丛书的编写大纲及要求。丛书共由12部组成,每一部自成一书,并共同构成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各卷内容分别是:《刑事法学基本原理》、《刑事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事实体法学》、《刑事程序法学》、《刑事侦查学》、《刑事证据学》、《刑事检察学》、《刑事审判学》、《刑事辩护学》、《刑事执行法学》、《刑事立法学》。本丛书是一套大型的学术研究著作,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内容系统科学,材料翔实准确,文笔严谨流畅,引文规范统一。根据与群众出版社签订的合同约定,现已基本完成。

  (二)参与立法活动

  1998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特派员参加会议,学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少年违法行为法(草案)》进行了讨论,代表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1、关于法律名称问题。代表们认为该法律名称不恰当,建议的名称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法》、《预防未成年违法犯罪法》、《预防少年犯罪法》、《预防犯罪法》、《少年家庭教育法》、《未成年人管理条例》等,但多数代表倾向称作《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

  2、关于制定本法的必要性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制定本法很有必要,不管本法名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现代化文明国家应有的表征和状态,一般认为,初次实行违法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3、关于年龄的上限下限问题。《草案》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少年,是指十四周岁以上至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此规定,专家们颇多微词。至于未成年人的上限年龄规定为18周岁,代表们没有意见,问题是年龄的下限。首先是否应该有一个下限,其次是下限为14周岁是否合适。尽管与会代表对年龄是否应有下限,意见不尽一致,但均对下限年龄为14周岁表示置疑。许多代表建议以7岁年龄为下限合适。

  4、关于本法的操作性问题。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与会代表均认为本法(草案)的操作性不强,为此希望细化有关条文,增强可操作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少年违法行为法(草案)》,代表们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这个草案的提出,反映出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在立法上的一个战略转变,即将以“惩治为主”的立法模式转向“事前防范”的立法模式的开始,它预示着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犯罪学预防政策的重要性,这将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犯罪学研究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三)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宣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1999年6月28日通过,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

  为了使全社会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们在该法未公布之前,即组织人员撰写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答问》一书。全书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依据,紧紧抓住法律条文,设置了142题,对这部法律所包括和涉及的内容进行通俗、详细地阐述,并注意做到四点:一是理论上的深刻性和新颖性;二是内容上的广泛性和全面性;三是资料上的充实性和新颖性;四是文字上的通俗性和可读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6月28日通过,公布之后,本书于8月即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第一部宣传该法的著作。又在1999年8月由西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260万字。上卷:一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释义 ;二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基本知识;三是青少年立法论。中卷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下卷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汇编。该书的出版,为宣传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珍贵资料,推动和掀起了宣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高潮。紧接着又出版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读本》、《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法制教育读本》、《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答问》、《青少年犯罪与治理》等等10多本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方面的著作,积极参与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宣传活动。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受第十二届国际犯罪学大会韩国组委会(由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任主席,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具体负责)、国际犯罪学学会邀请,经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研究决定,于1998年8月20日至29日派出了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康树华教授为团长及副会长王岱、冯树梁研究员、孙铣教授、赵国玲副教授等来自全国各地司法部门和犯罪学教学与科研部门代表一行35人的代表团。代表团在参会和参加有关学术、访问活动中,积极地宣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犯罪的成绩,介绍了我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与外国同行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深入交流,加强了了解,增进了友谊。

  国际犯罪学大会由国际犯罪学学会组织和有关主办国每五年召开一次。1998年8月24日至29日于韩国汉城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犯罪学大会,是迄今以来首次在亚洲召开的大会。本届大会共有68个国家代表团和两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代表人数共计1300多名,是本世纪末国际犯罪学界的最后一次盛会。

  1、参加了专题研讨会

  在会议期间的每一天,除召开了全体报告会和参观访问外,还就以下热点问题召开了166个专题研讨会,包括:树立正义与重塑羞愧感;家庭暴力与针对妇女的犯罪;法人、白领、有组织与跨国犯罪;死刑与体罚;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司法;判决指南与犯罪的社区监督;犯罪与司法的历史与比较考察;人权、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在刑事司法中体现;武器、酒精制品与环境,机会减少的政策;被害性与被害人学;警察、法院与狱政的私有化;犯罪学与刑事程序比较考察;凶杀与暴力犯罪预防;等等。

  在这些议题中,代表们根据各自研究领域,广泛地参加了各专题研讨会。我国一些代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七篇论文在七个专题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即:康树华教授的《中国的犯罪状况及其对策》,冯树梁研究员的《孙子兵法与预防犯罪》;赵国玲副教授的《中国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司法制度》,牟君发副教授的《中国的流动人口与犯罪》,张建明副教授的《对中国犯罪学发展与演进的新思考》,董新臣的《凶杀犯罪的心理特征及其对策》,王大为副教授的《北京与其他十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被害性的比较研究》等,王大为副教授还应邀主持了一个被害人学与被害性的专题研讨会。这些中方参与的各项学术活动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学者与专家对犯罪问题及犯罪学研究的认识与看法,并在会上发言与参会者进行热烈的讨论,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评,促进了中国犯罪研究成果与国外的交流,扩大了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国际影响。

  2、参加了多边与双边研讨活动

  我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还参加了以下多边与双边的研讨活动:

  ----受本届大会组委会主席李寿成、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院长邀请,团长康树华与代表团秘书长王大为参加了一项圆桌研讨活动。在研讨中,分别与韩国方面、联合国副秘书长皮诺.阿拉奇、美国司法部部长助理劳瑞.罗宾逊、日本联合国亚洲与远东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研究所所长藤原藤一、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所长阿当姆.格莱卡就犯罪预防、青少年犯罪及涉枪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使他们对中国在涉及以上方面的成功经验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希望进一步深入地看到有关中国情况介绍资料,以便于吸收与借鉴。

  ----参加了与国际犯罪学学会长汉斯.朱扼根.卡尔纳教授举行的双边研讨会。在研讨之前,我方向卡尔纳教授赠送了中国“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犯罪预防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专集。卡尔纳教授还应中方的要求,作了有关目前欧洲犯罪状况与趋势的报告。卡尔纳教授介绍说:目前,随着欧洲的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欧洲的犯罪也面临了五个突出的问题。其一是有组织犯罪问题,由于欧洲的一些国家目前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组织犯罪组织往往利用这些制度的差异所形成的真空地带实施犯罪。其二是非法移民问题,由于来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长期滞留在欧洲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就业、居住环境等问题,并直接引发种族歧视等犯罪。其三是前苏联的解体,造成了生活在前苏联的大批德裔人返回德国。由于这一部分人德国语言不行,生存技能也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生存危机的状况下不得不选择进行犯罪。其四是青少年犯罪依然严重,由于大学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在生活无望之际,不得已犯罪。其五是高科技犯罪在欧洲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势,由于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法律制度还不能及时地跟上时代的需要,因而一些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情况愈来愈严重。面对目前犯罪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欧洲各国须携起手来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实效。

  ----参加了与国际犯罪学学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舒曼教授举行的双边研讨会。舒曼教授还应中方的要求就美国目前制订犯罪预防政策的问题作了介绍。他认为:尽管目前美国国会议员在讨论制订犯罪预防法律时有不同看法,如有的议员认为犯罪预防根本起不到积极效果,还有的议员认为要想使犯罪预防起到好效果,唯一的办法是增加警力和提高警察装备的现代化。对此,他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如果能从犯罪的区域分布、时间分布及犯罪人的行为特点上摸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就能取得卓有成效的预防犯罪效果。

  ----与韩国京畿法政大学校长、韩国矫正学会会长郑甲燮,该校教务处副处长李白哲教授,就韩国有关的矫正制度进行了座谈,使我们对韩国的矫正制度的分类、矫正的作法、矫正的效果有了一定的了解。

  ----与曾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留学的韩国警察和来华访问过的韩国警察进行了座谈。曾来华学习的韩国警察李希准等韩国警察主动邀请我方人员就中国的刑事法律与犯罪学教育与韩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讨论,使我们认识到了两国相关教育的异同点。

  3、参观与访问活动

  根据代表团行前的计划与韩方的安排,代表团成员还分别走访了韩国一些刑事司法机构和教学与研究机构:

  ----参观了于1981年成立、有500名左右学生的韩国国家警察学院。该院院长李茂永、副院长兼教育长金成燮热情地接待了我方人员,带领我方人员参观校园、警察博物馆,观看了警院介绍的录像带,并进行了专门座谈。

  ----参观了韩国最高法院。我们对韩国最高法院组织机构设置、大法官资格情况、审判的程序及法庭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参观了韩国的永登矫正所。该所关押人犯1200名,管理人员373名。矫正的内容主要包括:新人教育;文化教育(包括初中、高中教育,大专、大学入学教育);精神文明教育;学校教育;业余活动等,以促进被矫正者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新人。

  ----参观了天安少管所。天安少管所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负责收押20岁以下的男性初犯,并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类管教,韩国少管制度主要侧重于保证青少年完成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

  ----参观了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即法庭科学研究所)。该所主要为警察局、检察院、法院提供有关证据。研究所现分为物化、生化、尸检、弹痕、毒品分析、书证、DNA等研究室,有关的仪器设备和分析手段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通过参加此届国际犯罪学大会,使我们对目前各国和国际上所关心的犯罪热点问题的研究及犯罪学的发展动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向国外同行宣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尤其是使他们了解了中国打击与预防犯罪的成功经验以及犯罪学在中国迅速发展情况,使国外同行感到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和犯罪学的理论与观点值得研究与借鉴。

  二、关于犯罪学研究的现状

  中国犯罪学研究是极其不寻常的,因为它几乎是从零起步的。正因为从零起步,所以才能有今天的犯罪学研究新局面:谈起犯罪学研究,确有一种令人自豪的繁荣感觉。但是认真思考也会有一种令人近乎虚假繁荣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正处在刚刚走出第一步,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尚处在不成熟阶段。为什么说我国犯罪学研究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呢?我们认为:

  1、犯罪学研究已出版了许多版本的犯罪学论著,特别是出版了《犯罪学大辞书》,统一了犯罪学名词概念、科学体系,为犯罪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真正扎根于实践的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还不多。犯罪学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它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而我国犯罪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机制,都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提不出切合实际需要的理论观点。要知道没有成熟的理论,就没有成熟的犯罪学。

  2、犯罪学研究成果,近年来大量涌现,其中不乏佳作,但是具有基石性的、经典性的著作,尚很少见。

  3、犯罪学家的地位在逐渐提高,在立法中也越来越重视发挥犯罪学专家的作用,但是犯罪学家的作用仍然仅仅限于智囊团的作用,在立法机构、决策机构中很少看到犯罪学家的身影。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犯罪学家都参与了刑事立法,促进了刑事法律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参与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正成为难得机遇。这无论对国家立法,或者说对于犯罪学家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莫大损失和悲哀。应该说,没有一批犯罪学者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立法决策,就不会有真正的犯罪学繁荣。

  4、我国犯罪学界这些年来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学者在国外讲学颇受好评,但真正在国际犯罪学界出名的人物屈指可数。比起其它学术界来说,犯罪学界更缺少大师级的选手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显而易见,没有在国际犯罪学界可以立足、成名的学者,也很难谈得上有成熟的犯罪学。

  本届学术研讨,正逢5年换届选举,在下一届学会领导机构之中,将要补充一批很有实力的中青年犯罪学者,这是犯罪学繁荣的希望所在。我们这一代人行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21世纪的犯罪学繁荣,有赖于一大批有志于攀登犯罪学高峰的年青登山者。下面我具体谈一下关于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现状。

  (一)关于犯罪的概念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并不同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犯罪学犯罪的概念,实际上是揭示犯罪的本质,这些年学者们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了探索。例如,有学者认为,犯罪概念在刑法学范围内是相当确定的,但在犯罪学理论中,应当如何定义犯罪,则存在多种不同看法。刑法学中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学中犯罪的本质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在刑法学视野中,社会危害性,首先是基于立法的需要,即作为立法者回答“何种行为应当被判定为犯罪以及对所规定的犯罪应当如何处罚”这一问题的依据而提出的。但作为刑事立法依据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客观性,而且也在于立法者对这种客观危害性的主观认定。因此,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并非本来意义的社会危害性,而只是客观危害性与统治意志不相容性的统一,是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的统一。这决定了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只能戴着这层面纱去理解能表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各种法律要素。然而,从犯罪学角度看,对社会危害性的这种理解是很不适宜的,与犯罪学的研究任务和存在价值也是不相容的。犯罪学坚持从客观事实角度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以此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是由其学科性质和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决定的。因为,首先,作为事实性学科,犯罪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行为应当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以及如何对规定的犯罪予以刑罚处罚的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分析何种性质和表现形式的行为才应当被视为犯罪、形成原因如何,以及有效预防这些行为的途径和对策。因此,犯罪学为了解决自己范围的问题,在理解犯罪的基本内涵——社会危害性时,既不能附加具有阶级偏见的价值判断,也不能去考虑造成社会危害的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何,而只能尽量从本来意义上去把握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范围和表现形式,将真正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其次,犯罪学在探讨犯罪的社会原因时,自然就会从是否有利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发生的角度,对体现统治意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评价,以期促进社会防范犯罪体制建立和完善。仅在这一点上,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不仅不能被动接受刑法(学)对社会危害性的规定(理解),而且还要对其合理性和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实际功能基于自己的经验性研究做出分析和评价。犯罪不是法律规定的产物,而是构成社会的人实施侵犯社会秩序的现实。可以说,对犯罪的考察超越于刑法的规定性,正是犯罪学存在的特殊价值体现,也是犯罪学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发挥其独特学术职能的根本保证。 也有的学者提出,对犯罪的概念可以从广义与狭义、规范与事实、形式与实质等多角度分析。而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事实上的犯罪是相对确定的,许多情况下所谓的犯罪,均是主体依据自身价值观对事实上的犯罪的认知,这实际上是观念上的犯罪,并且在这种观念上的犯罪之中必然蕴含主体对应然犯罪的期待。刑法学从法律形式上将犯罪界定为触犯刑律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而从犯罪学的角度,犯罪的本质,由浅入深应当是:犯罪是对一个社会的主流社会规范的反叛;犯罪应当是严重侵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行为。刑法学犯罪的概念,为犯罪学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共同对话的基础,而犯罪学对犯罪本质以及犯罪原因的揭示,又构成了对刑法上的犯罪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学是刑法学的基石。

  (二)关于犯罪原因分析

  有关犯罪原因的分析,曾是我国犯罪学理论的热点问题。以往争论所取得的进展,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犯罪,原因不应在社会之外寻找,至少,社会内同样存在着犯罪的各种原因;二是不再认为犯罪原因只是单一的,其他致罪因素都不过是条件而已,对犯罪原因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有价值的,从解放思想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对于破除犯罪原因观方面的僵化思维,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犯罪原因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二个阶段表现在,学术界的研究不仅借鉴西方国家犯罪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注意运用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广泛、细致因而更为深刻。例如,有学者基于默顿的社会反常理论,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犯罪,主要缘于社会分化中社会结构方面无以化解的紧张,以及其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射。无以化解的紧张是犯罪的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力。具体地说:本命题侧重于犯罪原因的社会结构的探索,集中解析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化中社会结构方面,决定犯罪(率波动)的某些关键性的因素(宏观);以及这些因素在个体生活层面表现的核心因素,从而决定个体共时性犯罪行为(微观)。在宏观上,犯罪的核心概念是因变量犯罪率。中间变量为紧张、化解。紧张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失衡而淤积于社会的能量,由自变量意识价值与社会分层表述;化解是紧张能量的合理性释放,表现为有利于紧张能量释放的关键性社会因素,由自变量制度规范表述。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意识价值、社会分层的失衡而构成的社会紧张,尤其是由于这种紧张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予以化解。它可以从转型期相应社会现象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变化中获得经验性验证。”

  (三)关于犯罪对策

  关于犯罪对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犯罪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针对行刑的教育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行刑教育化是各国普遍认同的自由刑执行的价值取向,是行刑目的、策略、手段和趋势的综合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刑事强制力,是建立在刑事制裁、刑罚报应、预防犯罪这些基本因素的基础之上的。行刑教育化在社会代价和经济费用上都是高成本的,这是其以刑罚为前提所决定的,但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挽回刑罚被迫付出的社会损失。然而,与长期的巨大的经济投入相比,行刑教育化的社会效益往往以间接方式实现,其效益不易被明显感受,西方对矫治制度的普遍失望,也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如果排除了教育因素,社会所承认的肯定是更大的风险。行刑教育化有其正常值度,不同于社会教育。因此,希望以之救治犯罪,视改造为万能,就是不现实的。 另有学者则认为,监狱行刑的目的,一方面受制于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另一方面又有自身的独立个性,监狱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造犯罪人,使之成为守法公民,但同时又要兼顾一般预防,不能突破其界限,例如,减刑、假释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改造,既在于使其思想上消除犯罪,也在于使其体验刑罚痛苦,因惧怕不致犯罪。一般预防则应考虑把行刑手段和社会参与结合起来,使监狱从封闭走向开放,通过行刑,不但能收改造犯罪之效,还能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

  三、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趋势

  展望中国犯罪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必须考虑下列三种主要历史背景。

  1、中国犯罪学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相当经验,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具有较高层次的犯罪研究的理论体系,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把握了我国犯罪的规律,许多问题还需要结合形势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更何况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面前,犯罪必然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

  2、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力量。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将会为更有效地治理各种犯罪活动提供科学依据。目前,重大刑事犯罪,诸如金融犯罪、毒品犯罪、团伙与黑社会组织犯罪等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并有进一步严重化的趋势,特别是团伙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犯罪的突出问题,如果不加强犯罪学理论研究,采取坚决的打击和预防措施,有组织犯罪将会给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后果。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各种犯罪还将发生新的变化,出现新的特点,也还会出现新的犯罪形式。这就为犯罪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更深的研究课题。

  3、当今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也给犯罪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随着东欧和苏联的剧变,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但新的格局还未形成,世界正处在大的动荡之中。然而,就目前形势来看,随着科技事业的进步和迅速发展,特别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被人们称为“地球村”的时代日渐到来。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已超越了一国的范围,已经或正在发展为国际性犯罪。至于犯罪手段,早已没有国境可言。今日国际上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我国传统上没有的犯罪类型,早已有所发生。几年前,我国还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犯罪现象,今天在我国已不是个别情况了。

  进入21世纪,我们的犯罪学研究将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我们要以过去2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起点,重点研究一些举足轻重、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当然这并不限制或排除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1世纪我国的犯罪学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之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由于犯罪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要广泛开展应用理论研究,为与犯罪作斗争的实践服务,这是犯罪学理论发展的根本。今后的犯罪学研究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加强犯罪学性质与地位的研究

  关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国内外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1)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辅助学科。(2)认为犯罪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3)认为犯罪学是社会学与法学两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社会法学。(4)认为犯罪学是综合性学科。这一观点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笼统的综合性学科说;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说;以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说;以社会学、法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说;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说。(5)认为犯罪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综观在犯罪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问题上的种种见解和观点,尽管他们都有各自合理的一面,但始终未能出现一种为多数学者接受的观点。因此,客观、科学、准确地指示和表达犯罪学的学科性质,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一个意义重大的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理论研究仍需深化

  犯罪学理论的发展是犯罪学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中国犯罪学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研究有进步,有成绩,但也有不足之处。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仍然应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1、关于犯罪原因。

  直至目前,犯罪原因研究方面的不足仍很明显,总起来说,把犯罪作为具体、特殊问题研究的多,而作为抽象、一般问题研究的少,因而使犯罪学界至今缺乏有说服力的一般原因理论。同时,在确定犯罪原因系统后,对犯罪原因系统各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亦不够深入。

  2、关于犯罪现象。

  (1)针对技术型犯罪(包括高技术犯罪)的研究仍显薄弱。21世纪,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技能将有相应的提高,技术型犯罪(包括高科技犯罪)的数量将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中国犯罪学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很薄弱,理论分析不足,有针对性、效果明显的犯罪治理对策还太少。因此,中国犯罪学者在21世纪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2)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员流动增加,下岗人员增多,由这两类主体构成的犯罪类型已经呈现一定的规模、特点和规律,其危害也不可低估。目前学者们对此关注较少,研究不多,深度也不够,难以适应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显然,这也是需要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3)加强黑恶势力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的研究。近年来,农村的流氓恶势力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染指和渗透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利用农村基层政权的力量,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新因素。黑恶势力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例如,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利用暴力威胁,或用物质拉拢、贿赂乡镇干部,操纵选举。二是以金钱贿赂等方法,在乡镇党政机关和政法队伍中建立关系网,寻求政治庇护。三是借助基层政权的力量,向农村经济领域渗透,强买强卖,垄断市场,强行收取保护费。四是依靠暴力称霸一方,使基层政权陷于瘫痪。五是“两劳”人员混入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的基层干部已成为黑恶势力成员。总之,我们必须重视黑恶势力向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渗透这一危险信号,深刻认识其对农村社会安定、农村基层政权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加强研究,采取措施,对症下药,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4)对于在国际交往中,乘改革开放渗入到国内的犯罪组织、犯罪类型及对策的研究仍很薄弱。目前,国际型犯罪组织正悄悄渗透到中国,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如国际有组织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国际计算机网络犯罪、跨国犯罪等已初见端倪。而中国犯罪学对此则研究很少,有力度、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犯罪学界对此应加强理论上的研究,借鉴国外治理此类犯罪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提出适用于中国的行之有效的防治对策。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犯罪学界应加强对犯罪现象而非仅仅是犯罪类型的研究,以从整体上把握犯罪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

  而无论是在犯罪原因,还是犯罪现象,亦或是犯罪对策的研究中,中国犯罪学都还缺乏一些能够牢固地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加强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开拓,抽象和确立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并对这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做出分析,是21世纪中国犯罪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3、关于犯罪的预防。

  随着犯罪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各国的犯罪学者都先后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预防犯罪上来。联合国多次召开世界性预防犯罪会议,呼吁各国对犯罪坚强预防和控制。各国不仅采取了预防犯罪的各种措施,而且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预防犯罪的研究和实践。

  在我国,对犯罪发生趋势的预测不仅是党和政府制定犯罪预防的方针和政策的依据,也是各级政法部门和综合治理有关系统正确执行犯罪预防方针和政策的客观依据。显而易见,只有对犯罪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预测,才能正确地制订出预防犯罪战略和实施方案。而犯罪预测是否准确,关键在于对犯罪发生的规律及其因变概率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掌握了犯罪预测技术及其相关学科理论。

  近几十年来,国外许多国家兴起了“犯罪预测学”,我国近几年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犯罪预测及其相关学科理论,掌握犯罪预测技术,以便对我国21世纪初犯罪趋势做出短期、中期、长期的预测。为此,还必须对过去和现在的犯罪数字,做出准确的分类统计:定期定量地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犯罪类型、性别、年龄段和犯罪人、被害人、犯罪原因、犯罪后果做出跟踪调查,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情况、社区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及其影响做出切实的判断,然后根据有关部门领导、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对犯罪发展的看法,进行综合研究,才可能对未来的犯罪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除对全国犯罪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之外,各地区也应该进行地方性预测和犯罪类型的单项预测。总之,加强犯罪预测的目的,是为了把预防犯罪工作建立在科学和有效的基础之上。

  加强犯罪预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心理预防。预防犯罪的核心是心理预防,其关键是教育人和提高人的素质。二是制定限制性防范措施。诸如事先明确规定一些以消除违法犯罪的诱因和漏洞,堵塞违法犯罪发生的行为规范,明文规定准许做什么,不准做什么等。三是制定惩罚措施。惩罚具有特殊预防的意义。既不能重惩轻防或重治忽教,也不能依靠严刑峻法的恐吓手段遏止犯罪。四是综合治理。要很好地研究如何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化、具体化、科学化、法律化。

  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是这几年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其中存在一个如何早期预防的问题,早期预防的思想,是目前世界普遍推崇的战略思想。怎样才能做到预防犯罪从小抓起,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到中学、大学、在青少年进入社会之前进行防范教育,使青少年有抵制和预防犯罪的内在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就是要进行早期干预、早期预测、早期防范、早期挽救,早期消除产生犯罪的条件和因素。其中核心的一环就是要对儿童、少年以及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以及青春期教育等等,提高他们的素质,提高自身保护能力,增强他们抵制外来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侵蚀的能力。在犯罪产生前,犯罪过程中和犯罪后,都要做好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尽力消除犯罪隐患,制止犯罪延伸。此外做好基础性的预防犯罪工作,使家庭、学校、街道、单位几个方面形成合力,建立牢固的预防体制;如何做好总体预防工作,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文化、劳动、城乡建设和公、检、法、司等部门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间的协调配合,为青少年的抚养、学习、成才、就业、婚恋、娱乐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各个方面关心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使青少年不致因某些切身利益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而导致畸形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以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一种思潮,叫做“与其治本不见效,反而不如治标”。于是,“环境预防论”、“警力加强论”、“警察快速反应预防论”、“社区警务预防论”等等预防犯罪的理论纷纷产生。这些理论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如何预防犯罪产生的问题,实践证明,其效果也是好的。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必须坚持“打击与防范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重在治本”这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它是我们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比较准确地阐明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为国际思潮所困扰,偏离正确的方向。这方面还需要我们更多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论证。

  (三)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20年来,中国犯罪学者运用思辨与实证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犯罪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很大的不足,相当一部分研究没能很好地处理思辨与实证方法的关系。其表现是:要么过分重视实证研究,缺乏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即缺乏思辨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么过分重视思辨研究方法,而缺乏实证方法的应用。前者的主要危害是导致犯罪学缺乏必要的概念和范畴;后者的主要危害是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犯罪预测手段和防治措施。因此,中国犯罪学界还应积极探索思辨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的最佳结合,以使中国犯罪学研究方法有新的进步,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发展。

  (四)国内与国外犯罪学者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犯罪学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是保证犯罪学研究者整体素质提高的必备条件。只有做到这一点,犯罪学者之间才能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将中国犯罪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1、国内犯罪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负有相同的历史使命感,中国犯罪学者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是无可置疑的。学术观点,知识背景与经历的不同,不应成为交流与合作的障碍。只有展开学术争鸣,培养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国犯罪学才能在宽松的气氛中得以繁荣昌盛。

  除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之间也应积极开展合作,摆脱本位主义,门派主义的影响,团结各种各样的研究者,共同努力,开展适当的、有益的学术交流,开拓犯罪学研究的新局面。

  另外,由于犯罪学涉及的学科较多,除了专门的犯罪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外,与其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也要进行交流和合作。从后者身上,犯罪学者可以学到本专业所不具备的知识,丰富自己的研究,力求在犯罪学研究中更有针对性,取得更大效果。

  2、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当今世界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而犯罪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因此,犯罪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这就要求犯罪学者不能只注意本国的犯罪问题,也要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犯罪的发生原因、规律、特点、防范对策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才能拓宽研究视野,开拓研究思路,取得更大的成果。同时,犯罪的全球性趋势以及一些国际性犯罪、跨国犯罪的发生和危害,也在客观上要求各国的犯罪学者之间携手开展针对此类犯罪的研究。目前,我国犯罪学对外交流仍存在一些不足:对外开展交流活动还较少;对外交往中,注意吸收外国经验和理论,却忽视中国犯罪学理论的对外宣传,不利于扩大中国犯罪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总之,正确认识和开展犯罪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合作,不仅会促进犯罪学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修改《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的报告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牧教授

  各位代表,经过会长会议讨论,对上届学会章程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三届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草案》,现对其中的修改意见作以下说明。1、在学会宗旨中,按照学会章程中原来已经明确写有的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精神,这次在修改草案中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补充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内容,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导下开展活动,这是学会一贯开展的原则。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新形势下发展乐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应当成为我们学会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补充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指出的是补充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按照原来章程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既有精神的发展,而不是对原来空白内容的补充和增加。2、在学会宗旨中的原来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修改为为社会稳定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的社会治安政策,是犯罪学研究的永久性课题,国家要长期坚持,学会更要长期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这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国家工作中又是一项方针和具体工作。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学会宗旨的宏观性和明确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修改为更广泛的社会稳定这个概念,既可以含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又可以把一切有关社会秩序稳定的内容包括在内,这样更能明确地体现新形势下学会的宗旨。这种修改不是一种代替行的,而是一种含盖性的;3、为了更充分反映理事意见,以及有利于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原来的选举办法作了两点修改。一是对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选举,由原来的常务理事会产生修改为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另一个是把原来的副秘书长由常务理事会产生修改为由秘书长提名,常务理事会通过产生。4、原来的第八条第四款的顾问改为高级学术顾问,把顾问工作具体化,便于顾问发挥真正的实际作用。5、原来第十条把学会会址设在北京大学,修改为设在国家检察官学院。为了适应犯罪学研究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学会由原来挂靠在北京大学变更为挂靠最高人民检察院,因此,学会会址也发生了变更。学会挂靠单位的变更手续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办理完毕,按照要求已经获得了民政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准,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关于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

  有关问题的说明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 孙谦教授

  各位代表:

  我受学会委托对此次学会换届选举办法和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人选的产生步骤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先说明一下选举办法。根据学会章程,并经主管部门批准,本次换届选举采取如下办法:1、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采取等额选举;2、选举分别采取鼓掌通过、举手通过的办法;3、首先由参加会议代表选举产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采取鼓掌通过办法;由理事选举常务理事,采取鼓掌通过办法;由理事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4、理事选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采取一次举手通过的方式,在理事举手表决前,如果选举人对提起选举的候选人有疑义,可以举手发言,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进行表决;5、举手表决后,获半数以上票即通过。对以上办法各位代表是否有意见?有意见的请举手。没有意见请鼓掌通过。

  下面再对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产生办法作一介绍。即将提起选举的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名单,是由学会会长会议经过半年时间酝酿形成的,并于4月4日由常务理事会决定将常务理事、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提交今天的大会选举。有几点说明。第一、注重学会的学术性和代表性,新一届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主要是由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从事犯罪法学、刑事法学科研教学的专家学者和少数公安司法实践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所组成。而且绝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推荐了人选;第二、充分尊重了本人的自愿,常务理事、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均事先征得了本人的同意;第三、会长、副会长人选通过会长会议多次研究和协商,主要考虑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合理分布、学会工作需要、充实中青年专家等因素,而且留任的和新增补的会长、副会长均由所在单位推荐;第四、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已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员组成名单

  名 誉 会 长 雷洁琼 康树华

  会 长 王 牧

  常务副会长 孙 谦

  副 会 长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明迪 孙 铣 卢建平 李 洁 江礼华 杨 征 严 励 陈兴良 陈忠林 张晓勤 周振想 赵 可 赵国玲 郭建安 莫洪宪

  秘 书 长 孙 谦(兼)

  常务副秘书长 郭立新

  副 秘 书 长 (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大为 王顺安 白建军 皮艺军 刘升荣 张美英 郝宏奎 黄京平

  常 务 理 事 (以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均为常务理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储怀植 张 文 杨殿升 刘守芬 宋英辉 薛瑞麟 罗大华

  魏平雄 宋浩波 单 民 杨振江 敬大力 戴玉忠 任卫华

  杨凤瑞 孙茂利 张小虎 张起淮 丁后遁 贾廷甫 熊一新

  庄永廉 张滋生 汤啸天 康均心 林亚刚 干朝端 王均平

  吴大华 贾 宇 张纯莉 张 旭 唐永军 王文生 周 路

  傅建国 李金科 周长康 刘广三 盖玉彪 张建明 李晓明

  陈炳瑞 麻国安 金其高 夏吉先 游 伟 岳 平 阮方民

  傅跃建 周良沱 蔡富生 杜震华 张绍谦 王仲兴 陈 武

  高煜明 贾吉成 武和平 曾宪纬 谢港基 车承军 杨金华

  戴一云 舒 昌 刘文成 陈欣欣 王名湖 周纪兰 姜小川

  李卫红 陆洪生 金泽刚 许章润 张国贵

  理 事 (不分先后)

  王 平 茅家义 谢 晖 汪汀生 叶晓颖 张 凌

  刘汉民 李五三 李 钥 何 静 刘仁文 刘淑莲

  张忠华 李伟民 侯召迅 董玉庭 刘汉清 王柏山

  于阜民 刘天成 李锡海 张秀玲 蔡道通 余建明

  冯建平 刘少英 张天虹 肖建国 刘玉琴 儋复亮

  陶积根 张昌荣 李云龙 韩 旭 蒋惠玲 覃坚贞

  白 莉 白岫云 高晓莹 蒋宪平 李 娟 卢永康

  杜 立 王爱国 许发民 狄小华 刘士心 王 钧

  雷 雯 杜雄柏 彭彦杰 毛之韵 张保平 尹继红

  马献钊 李双其 何松国 陈剑平 张金统 刘 岳

  胡戎恩 王春山 李维国 朱沅沅 邱镛怡 赵立源

  穆红玉 高景峰 张伯平 谭志君 曾宪强 郭浩善

  叶海辉 江湘鸿 曲新久 刘延寿 杨介生 李汉军

  陈逸中 赵运恒 李洪宾 唐 磊 董新臣 蔡 巍

  王杏元 聂立泽 赵宝成 梅建明 石 英 曲占贵

  赵 义 王海波 李冰洋 李中新 林 维 王宏玉

  张远煌 孙文红 刘万奇 黄伟明 黄明儒 梅传强

  李方晓

  高级学术顾问: 周密、刘灿璞、冯树梁、王岱、王作富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章程

  第一条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是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

  第二条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联络、组织全国犯罪学研究人员,从我国实际出发,全面、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规律和防治对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犯罪学理论体系,为社会稳定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条 本会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双百”方针。

  第四条 本会任务:

  一、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探讨,撰写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国外犯罪学研究成果;

  二、召开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既是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和经验;

  三、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四、承担国家或有关部门的研究课题,向有关部门提供有关犯罪学咨询服务;

  五、编辑出版犯罪学研究刊物;

  六、建立、健全组织和发展会员。

  第五条 会员

  一、凡从事犯罪学研究的人员和刑事司法以及相近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具有一定犯罪学理论研究能力或发表过有关论著者,自愿加入本会,由本人提出申请和会员二人介绍,经常务理事会通过,均可成为会员。

  二、根据具体情况本会可吸收团体会员。

  第六条 会员权利和义务

  一、享有参加本会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对会务和学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四、积极完成本会委托的任务;

  五、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

  六、交纳会费;

  七、有退出本会的自由。

  第七条 本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分支研究机构。

  第八条 组织机构:

  一、本会最高权利机关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其主要任务是修改、通过本会章程,选举理事会,听取和审议会务报告,讨论制定研究规划。

  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由秘书长提名、常务理事会通过产生。

  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领导会务工作。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常务理事若干人组成。

  会长负责本会全面工作,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秘书长在会长领导下负责日常会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三、为了便于日常工作,本会设立秘书处、学术部、联络部、外事部等部门。

  四、本会聘请德高望重的学术界著名学者和对犯罪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者为名誉会长、高级学术顾问或咨询委员。

  第九条 本会经费来源及其管理:

  一、会员交纳的会费;

  二、政府、司法等部门资助;

  三、国内外个人或团体赞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五、本会秘书处设会计、出纳,管理财务;

  六、本会在银行开立账号。

  第十条 本会会址设在国家检察官学院,邮政编码为100041。

  第十一条 本会依法成立;终止时应经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报民政部注销登记。

  第十二条 本会章程及其修改,须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多数通过。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会议主题研讨之一:入世后的犯罪问题

  与会者认为,我国加入WTO不是单纯的经济贸易行为,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层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的综合性行为。它对犯罪这一现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将改变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改变制约犯罪的各种因素,从而影响犯罪的发展趋势。因此,关注和研究入世后我国犯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关于入世后影响我国犯罪现象发展变化的因素

  学者们见仁见智,但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加入WTO后,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失业问题会进一步突出,而且因此可能更多地引发群体性事件,以致危及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安定。有的学者认为,入世将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多样化,使市场定价工资制度与国家定价工资制度的差异日益凸现,进而带来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中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及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将使一部分人产生心理失衡和相对被剥夺感,以致引发更为剧烈的社会冲突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加入WTO后,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紧缩和调整,人、财、物流动更加频繁,人口的过分集中和频繁流动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给打击流窜犯罪带来很大困难。

  二是政治因素:学者们认为,中国入世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彻底消除,相反,西方国家会利用入世之机,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西化”、“分化”和“弱化”中国的目的。有的学者指出,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外境外的反华势力也会采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实施渗透破坏,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将会增多。有的认为,入世后,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会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国家工作人员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其思想意识形态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治理职务犯罪的任务更加艰巨。

  三是文化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加入WTO后,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政治信仰、法治理念、思维方式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大量涌入,西方的文化垃圾,如电子黄毒等,更有条件通过新的渠道蔓延。这些都将给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带来冲击。中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影响将在一定基础上削弱社会主体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功能。由此可能产生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等负面效应,如果社会教育和控制力度不够,容易导致大范围的违法犯罪的发生。

  (二)入世后,我国社会犯罪态势的变化

  学者们认为,入世将使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经济机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必定会伴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根据犯罪的起伏律、消长律和辐射律,结合我国入世后社会整体的变动态势,犯罪现象将有可能出现如下变动:

  1、犯罪绝对数量将持续增长,重大案件比重将进一步增大,社会犯罪总量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2、犯罪类型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如通过贸易、投资等实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将会增多。二是经济犯罪大幅度上升,单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比例下降。像证券期货、投资贸易、银行保险、知识产权等热点领域将成为经济犯罪的高发部位。三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发生趋于集中;四是环境犯罪大量增加;五是涉外、跨国跨境犯罪日趋严重。

  3、在犯罪特点上也有新的变化: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更加严密,并日趋国际化;犯罪技术的智能化和高科技趋向日益显著;单位、法人犯罪将增多;犯罪后携款潜逃的案件将上升。犯罪主体的身份将呈现新的特征,无业人员犯罪将会增多。

  (二) 关于入世后犯罪对策的调整

  有的学者提出要调整法制资源与策略,强调前瞻意识,注重先期预防举措。即首先,要学习并掌握WTO规则,要树立“认法不认人”的执法理念,分清企业行为、政府行为、治安管理行为、司法行为等,力求减少非法干预的现象。尤其是执法人员更要学习掌握WTO规则,提高执法水平。其次,抓好再就业工程,强化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监控。四是注重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五是提高防控、打击经济犯罪的能力。

  有些学者提出,犯罪对策应着重从法律对策和社会对策两个方面入手。所说的法律对策,即通过及时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使政府、企业行为有法可依,避免因法律上的漏洞而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在行政法规方面,加紧对审批法、反倾销法的制定修改,使之与WTO规则相适应。在刑法方面,要有适度的超前意识,要及时调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关系,关注新出现的犯罪形式;要转变司法理念,扩大刑法保护的主体范围,树立社会秩序和人权保障并重的观念;在刑罚方面,要丰富刑罚种类,充分发挥财产刑和资格刑的作用。另外,要重视和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完善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为涉外犯罪的有效防控服务。所谓社会对策主要指,保持稳定和适当的经济增长率,积极调整工农业产业结构,尽量减少失业;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控,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疏导矛盾;加强对人口流动和出入境方面的管理的控制;在社会上大力倡导诚信守法等道德观念,重塑社会主流文化。

  还有的学者从无神论宣传的谦抑原则探讨了宗教信仰对于治理犯罪的作用,认为宗教及对宗教的信仰可以抑制犯罪的发生,因为不管哪个宗教,在其基本教义里都包含着对犯罪的谴责、批判。有宗教信仰的人群相对无宗教信仰的人群其犯罪率的发生比较有明显统计学上的意义。而有神论是宗教存在的基础,因此,对于无神论的宣传不妨采取谦抑原则,即国家不应过分地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或强求公民信仰的改变,采取适度的淡化、宽容性原则,有助于人们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抑制犯罪的作用。

  会议主题研讨之二:反恐怖主义

  (一)有关恐怖主义的界定,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一种有组织、有目的国际恐怖暴力活动。具体是指某政治集团、组织或个体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或泄一己之私愤,使用爆炸、劫机、投毒暗杀等严重暴力手段,滥杀无辜、报复社会,造成特定人群的心理恐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类型上属于暴力犯罪。

  二是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个人或组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或其他危险手段,造成不特定人群的恐怖感及其灾难,以达到其政治、经济或其他所欲达到的目的。恐怖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它已不仅局限于恐怖组织和集团,个人亦可成为恐怖活动的主体。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也可以成为恐怖活动的主体。

  三是认为恐怖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恐怖犯罪,即指以恐怖的暴力手段实施的,有一定政治、宗教目的,使社会中不特定多数人产生心理恐惧和不安全感的犯罪活动。

  四是认为界定恐怖主义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一个是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从这两个标准出发,可以将恐怖主义分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和暴力恐怖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政治性的根本动机。但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因强调其政治性,而将其他类型的恐怖犯罪排除在外,这是不科学和缺乏前瞻性的,因为非政治型的恐怖犯罪在将来会呈蔓延和泛滥之势,这也是犯罪学需要研究的一项课题。

  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袭击对象多元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明显的政治动机,恐怖手段日益高科技化,组织方式趋于国际化,危害后果日趋严重化。

  (二)关于对恐怖犯罪行为的原因解析

  有的学者从文明及文化冲突角度,深入剖析了恐怖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恐怖犯罪活动之所以发生,是由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文明及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人的社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它们基础上产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当一种文明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并且向世界强力输出自身文化的时候,文明冲突便成为影响不同信仰之间发生冲突的最持久、最基本的因素。

  有的从犯罪心态角度分析了恐怖行为产生的原因。认为形态各异的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或个体,都有各自的利益支持。利益所在,具体化为一种需求。当社会满足不了其需求时就滋生了用非法手段满足欲望的犯罪心理。恐怖主义者们共同的需求给恐怖性犯罪活动组织化提供了心理基础,成为维系其组织的纽带。由于恐怖分子往往具有狂热化的性格特征,为实现共同的犯罪目的,恐怖分子便会选择恐怖手段达到其非法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加剧,宗教极端思想的泛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大众传媒的刺激作用,以及对待恐怖主义采取双重标准,是导致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还有的学者分析,恐怖主义的产生是宗教冲突加剧的结果,而不少国家存在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种族歧视等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高科技的发展,则加快了新型恐怖活动的产生。

  (三) 反恐怖主义的应对措施

  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们对恐怖主义危害性的认识,必须使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高度重视防恐、反恐工作;其次,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挥道德的作用,如弘扬孔子的中和之道精神,调整好人的心态,平衡好人们的心理,这是治理恐怖主义的根本。第三,应完善国内相关立法,缩小各国刑事立法的差异,减少反恐犯罪阻力。

  有的学者强调,只有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主张世界多极发展,多元共存,不同文化间和平共处,相互促进,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之间摒弃独裁,发扬民主,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矛盾和冲突,缩小南北差距和贫富差距等,是恐怖犯罪的重要途径。  

  有的学者提出了反恐和防恐相结合的策略。反恐,即建立反恐怖指挥中心、情报网及特种部队,对恐怖分子施以严厉惩处。防恐,即把可能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消灭,使之尽可能不具备危害的条件;在物质、设施、人员、方案上有所准备,恐怖活动一旦出现,即可利用其予以控制和制止,以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如加强对武器弹药的控制和收缴,利用网络防范恐怖主义,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等。另外,从长远看,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即需要各国统一对恐怖主义的认识,需要国际刑警组织、法院发挥作用,尤其需要建立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制定《国际反对恐怖主义公约》,来调整各国的行动步调,否则,任何孤立的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

  会议主题研讨之三:黑社会犯罪

  此次对于黑社会犯罪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较以往又深入了一步。

  首先,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黑社会犯罪没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也不是性质上的而只是程度上的,因此,如果要更为科学地界定此类犯罪,不如将之改为有组织犯罪更为妥当,这样既适应国际间打击此类犯罪的需要,又避免产生分歧。

  第二,关于黑社会性质的司法认定,有的学者认为,有无保护伞,是认定某一犯罪组织是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而有的学者认为,保护伞只是一个或然性条件。还有的学者认为,在黑社会性质的认定上,要将黑社会性质与恶势力区别开来。恶势力并非法律术语,而是涵义很广的政治概念。恶势力通常是一般的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伙,其行为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恶势力的成员不能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不能在刑法上做出评价。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恶势力的成员可能是一般的共同犯罪,也可能是犯罪集团。因此在打黑除恶中,应注意区分二者的界限。

  为准确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以将其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如下描述:一般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

  第三,在治理上,有学者认为法定刑较低,没有设置财产刑,不利于从经济上断绝其再生基础,没有对我国人员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外国人入境在我国大陆从事黑社会组织活动等进行规定,不利于犯罪的治理。有的学者认为,要彻底治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必须先打击其背后的保护伞,并且提出了建立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的观点,即对于一些证据确凿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成员,给予部分罪行或者全部罪行的司法豁免为代价来换取他们的合作,请他们充当打击保护伞的线索来源和定罪证据,以克服打击保护伞的最大困难,实现对保护伞的有力打击,唯其如此,才能铲除滋生此类犯罪的土壤,以利用最小资源实现打击犯罪的最大效益。当然,对此制度的启动要相当的慎重,不能运用这个制度来开释一些犯罪人。有的学者认为,整治腐败、加强社区控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效控制洗钱犯罪等,也是治理此类犯罪的有效措施。

  大会主题发言及评论

  第一议题:中国入世后的犯罪问题、反恐怖主义问题

  主持人:王岱(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研究员)

  刘灿璞(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论‘入世’后的职务犯罪及其防治”

  杜雄柏(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国“入世”作为一个战略决策行为必将对我国原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国家行政管理模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面对这种变化情况,如何确保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其它多项事业的发展,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入世”之后所引发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入世”之后,对职务犯罪的防治将带来积极的影响。首先,“入世”后,由于实行关税减让,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走私活动必将减少,从而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机会随之减少。其次,WTO所强调的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在客观上都具有一种缩小政府行政审批范围,减少环节和规范审批程序的内在要求。这也使得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审批权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空间和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们说,“入世”为我们从源头上防治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入世”对职务犯罪防治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应该看到:加入WTO,在为我们从源头防治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的同时,也会给职务犯罪的防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课题,或者说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若不采取足够的有效措施,很可能会发生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情况,即“入世”后将引发新一轮的腐败高峰。这是因为:第一,“入世”后,我国与世界多国的距离将更加“缩小”,甚至消失。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较以往对我国进行外部渗透和影响的更多的机会,同时,国外商人在带来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的同时,将有可能更多地倾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不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员干部产生消极影响。第二,外商为了抢占我国巨大的商业市场将有可能更频繁地运用“腐蚀”这样一种“常规”武器向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进攻,致使一些意志薄弱、唯利是图的人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大捞钱财和其他好处。第三,政府行政审批机关合并,审批环节和项目减少后,审批权更为集中,随着经济的活跃,这种权力的使用频率将更多,如果对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职务犯罪。第四,WTO中所有成员国中的所有企业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都是平等竞争的自由主体。加入WTO后,我国传统的经济运行体制必然要向WTO运行体制转轨,外资购并国有企业和新一轮资产重组势必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可能为腐败分子提供侵蚀国有资产的机会。第五,贸易的国际化,出入境自由度的增大,加大了惩治职务犯罪工作的难度。

  面对“入世”给我们防治职务犯罪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方针,趋利避害,及时调整工作部署,积极主动予以应对。为了把新形势下的职务犯罪减少到最低程度,我认为,有必要抓紧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信念教育,提高其政治素质。面对入世后拥入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对我国社会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必须强化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涉外部门各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依法行政的意识,加强理想信念、外事纪律和相关政策法规教育,增强其免疫力。

  第二,完善监督立法,强化监督职能。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各类行政行为的具体职责范围,运作程序及效能标准,并建立相应的检查、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妥善处理简化行政审批环节、手续同权力监督的关系。

  第四,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控,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防治水平。尽快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精通外语,又熟悉WTO的基本知识和规则的人才,从而提高广大执法人员对多类涉外案件的处置能力。

  第六,加大打击力度,严惩犯罪分子。对职务犯罪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以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要充分认识到职务犯罪给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及防治职务犯罪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把对职务犯罪的防治当作关系国家政权是否巩固,党的工作是否成功的大事来对待,克服和平麻痹轻敌思想和疲劳厌战情绪,干劲要一再鼓,同一切斗胆漠视国家法律法规,以权谋私,疯狂作案的人作不懈的斗争,以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有关恐怖、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几个问题

  卜安淳(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主编)

  “911事件”之后对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讨论,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我认为:恐怖是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感受,是指人对于某些人或事物所感受到的惧怕,或者说,是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一种惧怕性质的感受。

  作为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感受的恐怖可称为“恐怖感”,作为施害者或惊扰者行为及其效果的恐怖可称为“恐怖行为”。恐怖行为导致恐怖感,但恐怖感的产生却不一定源于恐怖行为。这是因为许多对于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自然事物也会引起人的恐怖感。恐怖行为是作为行为的主体的人(或人构成的群体、集团、国家)施行的是使他人产生恐怖感的行为。产生恐怖感的行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人并无要使他人产生恐怖感的故意但却实际上产生了恐怖感的行为;另一种是行为人故意要使他人产生恐怖感并达到了这一目的行为。前者不是恐怖主义的,后者则很可能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我认为,简明一些看,恐怖主义应该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选择的恐怖行为的手段。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选择恐怖行为作为手段的恐怖主义,为达到其他目的(如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外交的、情感目的)而选择恐怖行为作为手段,也是恐怖主义。所以,这种定义认为,现在的定义强调现代化、多科技,针对平民目标等等,不是恐怖主义的概念里原有的东西。

  所谓恐怖主义的本质就是以施行恐怖行为来制造部分人或全社会的恐怖,从而达到了其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情感的目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其施行的行为是否造成了社会恐怖的结果。我认为分析恐怖主义行为还不能从其关系来看,还要克服以恐怖行为是否造成社会恐怖结果来评估其是否属于社会恐怖的倾向。还有恐怖行为攻击目标的性质也不能作为识别是否恐怖主义的依据。针对平民目标的攻击可以造成恐怖主义。针对政府目标或军事目标的攻击也可以是恐怖主义。

  关于恐怖与战争问题。战争的本身就是恐怖的,一方面,战争的伤亡、战争的破坏非常大,给人以恐怖感,另一方面。战争中常常使用恐怖的手段。如:日本人在中国都城南京屠杀市民30万,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等等,战争的手段就是恐怖的。如果以恐怖手段来进行战争,就应叫恐怖主义战争,如果以战争为恐怖手段,就应叫战争恐怖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把“911事件”宣布为一种战争,这遮蔽了对恐怖事件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认识的明晰度。

  关于恐怖与犯罪问题。有些犯罪没有恐怖性,但有些犯罪具有恐怖性。那么具有恐怖性的犯罪往往是犯罪的过程、方式、手段、结果等任何一方面都可能给受害者、目击者或事后知情者造成恐怖感。而犯罪性质的严重性,并不一定能决定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恐怖性。犯罪性的恐怖很大程度上与犯罪行为发生的环境、犯罪情节内容和结果内容等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范围等有关,这是行为与环境的关系。“911事件”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令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感到的震惊和恐怖,其中有些世界的传播媒体在起作用。认识到一些犯罪行为具有恐怖性及其复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恐怖和恐怖行为。

  我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是指为了实现恶意目的,采取恐怖手段,制造恐怖效果,给不特定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并制造了普遍的恐怖感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限于特定的主体,个人、组织或国家都有可能实行恐怖主义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也没有特定的客体,个人、组织、国家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针对的目标和侵害的对象。恐怖主义犯罪最大的特点是以恐怖行为为手段,其犯罪目标的实现以造成社会普遍的恐怖感为标志。其犯罪目标和实际利益之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分离的。如:攻击军事目标、政府目标是一致的,攻击平民目标,这时可能出现不一致、分离。

  我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指911事件),一些判断、宣传、口号,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利于我们对这次恐怖主义犯罪的真实性质的认识,但有利于其对全世界政治、军事的霸权主义的目的,如果说是犯罪,更有利于惩罚犯罪,如果说是战争,更有利于其战略上目的。

  网络恐怖主义研究

  李卫红(烟台大学副教授)

  自从“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上升到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其基本概念就达几百种,我选择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就是从“网络”恐怖主义作为一个点,来进行认识。我的文章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恐怖主义的概述。由于恐怖主义的概念的难于确定性,所以这个概念是追溯恐怖主义的历史,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近代一直到现代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我把这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我又把恐怖主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1.极端宗教恐怖组织;2.极右翼恐怖组织;3.极左翼恐怖组织;4.民族主义恐怖组织;5.黑社会恐怖组织。这样的分类有助于对恐怖主义的认识。

  网络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其一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的传统恐怖主义;其二针对网络系统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所有的基础设施电力供水系统、金融证券市场无不网络化,它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被恐怖主义所利用。我们知道的“911事件”本?拉登其实5年前已开始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的收集,通过收集一些加密的、公开的信息进行传播,同时也进行收集信息来为恐怖活动提供更好的条件。一些专家指出:无论走到哪里,网络无孔不入,网络已经被恐怖分子利用已达到了极致。

  针对网络系统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实际上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对象。这些“黑客”,不仅侵入信息网络窥视用户的秘密,制造恶作剧勒索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和扰乱公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他们还将黑手伸向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军事系统和尖端领域的计算机系统浏览核心机密,大有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危险。那么,如何防范网络恐怖主义?

  第一,网络恐怖主义很难战胜,就象犯罪一样,很难彻底根除掉。

  第二,一定要培养网络安全意识。。

  第三,组织企业共同对付网络恐怖主义。

  第四,反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张旭(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911”特大恐怖事件,震动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特大恐怖袭击背后造成的巨大危害,必然引起了们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重新的思考。

  首先:恐怖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的禁止与立法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就目前恐怖主义犯罪情况来看,呈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数量在急剧增长。英国学者詹金斯统计,目前恐怖活动的持续增长率为10—12%,如此下去,10年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目睹到800起恐怖事件,因此,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大的。从另方面来说:恐怖组织数量很大。从目前统计资料来看,恐怖组织是数以千计的,分布范围、活动区域是十分广泛的。第三,恐怖主义采用的手段具有多元化、现代化,带来的危害进一步增加。第四,攻击的对象越来越广泛。国际化方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恐怖主义犯罪存在的这种现状为整个国际社会反恐怖立法提出的严峻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也在同步向前发展。无论是国家的层次,国家联合行动的层次,还是在超国家的层次上都有明显的趋势。第一,从国家立法来看,有些国家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分子的立法,如西班牙1984年制定了《惩治武装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基本法》;有些国家在刑法典中专设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章、条款,这方面立法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其他的国家如法国参议院199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有关“夜间搜查”的法律修正案,通过立法授予侦查机关更大的反恐怖主义权力;爱尔兰1973年制定了无需陪审员即可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的法律制度;德国通过禁止律师在法庭上滥用特权方式等来达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从各国立法上来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反映出各自特色。从实践角度来看,各国反恐怖措施丰富具体。有些国家有反恐怖主义的中心局,有的有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美国表现的比较突出,有现代化的防范系统,在国务院增设电脑化的“警戒网”,都是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第二,从国家间联合行动来说,一方面表现在加强区域立法,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欧盟国家专门拟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制定共同的行动对策。目的是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的举措,有一些特别的举措并且发表一些宣言。至于超国家层次上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与实践,反恐怖主义犯罪可以说是联合国一直在进行着不懈努力的目标。1973年开始就想制定一个统一反恐怖的公约,但由于涉及各方面复杂的因素,反恐怖公约一直没有出现,但专门的特定的反恐怖领域的公约,不断地出现,一直到1999年至2000年关于创立国际爆炸的国际公约,这些新情况还在不断出现,这都反映面对恐怖主义犯罪的严峻挑战,反恐怖立法和实践都在同步发展。

  其次,存在的问题:

  第一,由于缺少对恐怖主义的权威定义,使得具体的反恐怖主义合作失去具体的对象,从而抵消了制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合力。

  第二,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在某些方面存在薄弱的环节,加入国家的范围比较窄,世界有很多国家并没有积极加入到反恐怖主义犯罪的阵营中来。

  第三,惩治与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若干思考。一是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二是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要拓宽合作渠道,增加新的合作方式。为预防恐怖主义犯罪谋求一些方法与措施。三是重新发挥超国家机构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要发挥其应有的影响,把恐怖主义犯罪列入其管辖范围。四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我认为在刑法修改时,可以考虑专设专章,有效规范立法,把国内立法与国际的义务有机结合起来。

  评论人:

  李洁(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的发言很有见地。我想说,一是入世后,职务犯罪的防范问题;二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发言论文当中,逻辑推理方法较多,调查、分析与逻辑推理不完全成比例。这就存在一个资料问题。无论是研究犯罪成因或是研究犯罪对策,都涉及到我们对所有统计资料的把握问题,而这种把握不仅需要学者们的努力,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包括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给予相当的支持。在这方面,我大胆地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政府的有关部门支持配合的话,那么中国的犯罪学的研究,就会缺少相关的资料。我去日本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要了解日本各方面的犯罪情况,我们只拿到一本犯罪的白皮书,就可以一切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利用里面的资料,无论研究它的成因或是研究它的对策,都具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关键就看我们如何运用这些资料,应用这些资料进行逻辑分析,推理论证的过程,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视角,产生不同的结论,由于我们在这些方面相对缺乏,因此导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欠缺。因此,我建议:一是制定中国的犯罪白皮书。这能使我们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与研究,了解我们国家现在犯罪的成因,同时为制定犯罪的对策提供前提性的准备。二是制定行刑白书。我个人总有一个感觉,我们国家在呼吁要对犯罪进行严厉惩治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应属于重刑的状态,这是否与我国在行刑过程中,它的行刑状态有相应的关系,如果我国有了行刑白书,就可以改变我们国家这种重刑的状态,可以通过行刑的改进来改善这个方面的问题;三是各系统、各部门只要不涉及国家的秘密,就应为犯罪学研究提供相应的资料,以改变犯罪学的研究苦于没有资料,或者不能拿到准确的资料,而不能进行深入研究的状态。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公民,那么国家的公民对于国家的犯罪状况、行刑状况的各种各样的状况是有知情权的。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问题,发言的同志说的很清楚,国际间的合作,在惩治恐怖犯罪所起的作用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孙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从发言的安排上,会议的安排比较周到、全面,有对入世之后职务犯罪的变化、防治问题的分析,也有关于恐怖主义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做出分析。卜安淳同志对恐怖主义从犯罪学的原理上,对恐怖、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思考做出分类。李卫红教授从网络这个最新的一种犯罪作了陈述,而张旭教授又从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防范、现状等作了更广泛的阐述,总体来说,发言各有特点,个别发言不同情况,我提几点。杜教授的论《入世之后职务犯罪的防治》有几点引起我们重视,一是入世之后法律发生变化,市场的公开性、透明性与国际接轨之后对职务犯罪的影响,既提出在一定程度会减少职务犯罪,同时提出产生新的犯罪的新课题。价值观念,文化的影响,对职务犯罪的广度产生新的影响,从非常规性手段的使用,会对侦查的手段产生影响。从行政审批权利的转化产生的问题,会对执法产生很大难度,从企业、合资企业各种企业的转化、国有企业变为合资企业,变为其他民营企业,从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对法律的应对产生一些问题,对职务犯罪产生提出一些法律应对的措施。二是从国际贸易化、出入境自由度对职务犯罪惩治也产生问题,惩治的难度也加大了。卜安淳教授的阐述对恐怖、恐怖主义犯罪的思考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目前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当前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也不明确、不权威。李卫红教授关于网络恐怖研究,一个是关于网络技术实施的传统恐怖主义,一个是针对网络实施的恐怖主义。前者,他讲到了五年前本?拉登开始利用网络实施犯罪,并且各种极端组织也利用网络实施恐怖犯罪。另方面“黑客”对恐怖主义的影响也会扩大。网络犯罪有其智能化、隐蔽性、突发性。张旭教授提出的,对恐怖主义犯罪的主动预防要加强研究;预见性也即超前性的研究,现在还不够。权威性的体现、快捷性要下功夫。总之,发言各具特点,目前,我国对这方面犯罪研究的资料,还不够还要加强犯罪现象的资料性也就是实际性的操作,加强犯罪原因的深入性的分析,对策要加强可操作性、可行性的研究。

  杨征(新疆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犯罪学研究要面向热点、难点问题。恐怖主义、恐怖问题,“入世”之后职务犯罪的防治的问题,从研究方向来说,是非常好的。杜雄柏讲到“入世”后的职务犯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从职务预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反腐斗争已搞了多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较成熟。但“入世”之后,带有前瞻性的东西,“入世”之后对我国的影响变化应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应把视野放宽一些。要从人们价值观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入世之后社会综合协调各个方面,也包括职务犯罪,队伍建设如何适应等等方面,应该将视野放宽,讲得更深刻些。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以上几位同志从一个侧面或者从犯罪学基础理论或从恐怖与科技、恐怖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去讲,这些思考很有意义的,应该说,恐怖主义已不是一个前瞻性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的热点问题,在当今世界上,由于民族主义、“两凡”思想、霸权主义、民主分裂主义的盛行,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将会有更多的更深层次的发展。“911”是一个集中的反映,但“911”决不是恐怖主义的终了,仅仅是一个信号。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几位同志的研究很有价值,也带有对策性的研究,但我们觉得在引证上还是不足,反恐的实际对策还不够。对这样重大课程,要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攻坚战的研究。在理论、应用研究并重的情况下,应该更多的重视应用研究。

  第二议题:黑社会犯罪和犯罪学基础理论

  主持人:周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冯树梁(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

  略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及对策

  单民(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我在本文中,主要讲几点,第一个问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发布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对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针对其中特征:必须要有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保护。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批捕、起诉,人民法院判决时,对此产生重要的分歧。我认为:第一,从司法实践来看,以及从打黑除恶的实践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密不可分,那些被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往往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给予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否则,黑社会性质组织就难以生存。当然,这种解释是否完全符合立法原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有待于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完善立法。第二,适用刑法第294条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应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与恶势力犯罪团伙加以区别。打黑除恶,黑势力、恶势力不是法律用语。我个人感觉所谓的恶势力,就是原旧刑法中的流氓团伙,主要是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制猥亵妇女。恶势力犯罪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有所区别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这些组织结构的严密手段、人员、人数有区别;其二,这些犯罪团伙一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即使偶尔出现,其保护伞的层次也比较低;其三,从犯罪主观方向看,这些犯罪团伙则主要出于蔑视社会公德,寻求精神刺激,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主要目标,经济势力不强,因此,其组织规模、政治和经济势力尚不足以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称霸一方。二是应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集团加以区别。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集团是以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定罪处罚,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一种形式,但它却是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罪名,只要组织、领导、参加就构成该罪。三是应把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境外黑社会组织加以区别。我国刑法第294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其意旨在于与境外黑社会组织相比正是不同的。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规模远小于境外的一些黑社会组织,且在组织结构上也较境外组织简单得多。从他们对政治的浸透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来讲,境外的很多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有的甚至可以操纵地方选举,鉴于此,我国刑法在修改时没有使用“黑社会组织”一词,而采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第二个问题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问题。按我国刑法第294条第4款规定,其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需要说明的是,这与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非法保护的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不同。前者的范围较后者狭窄。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故意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使其不受追诉,或者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则其行为同时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是“法条竟合”的形态,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应该按徇私枉法罪论处。司法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则构成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第三个问题,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财产、收益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防治对策:要统一认识,要以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加强协作,从严治党,要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降格处理。为了使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认识更客观,更全面,要注意收集其违法活动证据,要收集和运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公众心理控制方面证据,防止孤立地就事论事,防止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事实作一般的民事纠纷或治安案件降格处理。要标本兼治,铲除黑社会组织滋生的土壤。

  中国大陆黑社会犯罪特点及其刑事对策

  莫洪宪(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严打整治以来,多种报刊杂志上纷纷报道了严打整治的硕果,各地打掉了多少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里的统计数字是否标准的、准确的、科学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去年四月份纪委提出:严打惩治的对象之一是有组织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以及流氓恶势力犯罪。我认为有组织犯罪是一种上位的概念,有组织犯罪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表现的形态不一样,在萌发的时期,是犯罪集团,初期形态,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再往高一点的是典型的黑社会,那么我们提法是有组织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以及流氓恶势力犯罪,并列的提法科不科学,关系到我们刑法政策的制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这个定语妥不妥当?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公安部关于打击团伙犯罪中,就有个通知,对于组织松散的,按照普通共同犯罪处理;对于组织结构严密的,按照犯罪集团来处理,那么就既然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就不应该是团伙,应该是集团,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混乱。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对有组织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流氓恶势力犯罪的特征、区别、认定。我认为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针对当前关系到司法实践的运作,关系到刑事政策的完善,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的问题,对于一些提法,我还是保留一些个人的看法。从我个人所做的调研情况来看,我认为我过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定位是准确的,是初级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犯罪阶段。

  首先,犯罪手段的暴力性。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吸收新成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带有黑社会性质新成员要参加组织的话,要有残暴性的要求。暴力是检验成员的能力,另方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活动主要集中在暴力方面。所有黑社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谋取暴利。为了敛取巨额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手段。例如:俄罗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的调查来看,他们也从事敲诈勒索,但相对于总的犯罪来说,暴力犯罪的比例是相当小的。在国外的黑社会组织是采取非暴力手段或说是合法的手段来获取利润。在我国,就要是通过暴力犯罪,盗窃、抢劫、走私、绑架等等。

  第二,经济实力有限。从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看,虽然也通过洗钱、投资企业等等来获取利润,但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获取利润的,如果用非暴力手段来实施的话,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沈阳以企业家自居的刘涌,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敛财方式主要是通过暴力手段。这种黑社会性质的形态,与我国传统的经济型相吻合,他们不可能迅速地积累资本也不可能把非法所得投资到有巨额投资回报的新的领域中去,他们只能通过暴力的手段不断补充它生存的资源,这与典型黑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从国外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来看,特别是近50年,他们的发展与近5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特别是二战之后,以高科技为驱动力的社会生产发展是相当迅速的。现代型的企业集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吸引着原来的黑社会组织的资金转移,使黑社会组织由原来传统的非法活动、暴力活动转为利用先进技术,这种“合法”的犯罪企业获取巨大的利润,用资本、技术来控制大企业,已经成为现代黑社会的生存、发展的手段之一。由此可见,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是很有限的。

  第三,组织形式是比较低级的。体现在:规模不大,组织涣散。从我们报道破案的情况来看,最大的最多的人数有400人左右,少的只有10多人。这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国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的是山头林主,但没有协作精神,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规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没有出现某一行业、某一较大区域、某一领域形成一统江湖的组织,我们国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是在争夺仅有资源。这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一样的。因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是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核心机构,如在美国,虽然它的黑手党组织也很多,各组织之间也互相拼杀,但从六十年代初期,就逐渐地从分散、对立走向了联合,并成立了黑手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协调各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冲突的,所以从国外,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从分裂、对立走向联合,是其严酷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意识到黑社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负作用相当大的,因此,各国都加大对黑社会组织的打击力度。从组织规模来说,我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外是不能比的。另方面,从内部的管理来看,尽管国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冠以公司的名称,但基本上是封建的帮会模式。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内部的管理完全是一种封建家族式的,而且帮规充斥着恐吓字眼,这与典型的黑社会也很不相同。

  第四,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有其特殊性。身份上,绝大部分成员是有前科劣迹,从文化素质上来看,都是很低下,从年龄上来看是比较小的。犯罪的主体、成分、文化素质、年龄决定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可能组织一个需要一定管理知识的企业、公司型的组织,也决定了他们只能以暴力为特点的犯罪。

  第五,活动的地域具有狭窄性。从现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看,活动的范围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除了在交通沿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有其流动性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有区域性的特点,限制在区域以内或行业范围内。这五点特点说明了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共同特征。根据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发展趋势很可能会升格,应该加大刑事对策的治理,对立法方面加以完善,对黑社会犯罪也作规定,使立法具有超前性。同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要加大财产刑;在侦察手段方面要提供一些特殊手段,这一点日本已做出表率,制定了监听法,已取得了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几个问题

  阮方民(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滋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国初步确立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推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异化物,也可以说是伴生物。另方面,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弱化。一个是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上层建筑的原因。从我们新中国50年的历程,可以深刻验证。前30年,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国家通过政治统治的手段,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控制,当时,政治控制很严密,因此,整个国家的犯罪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条件。最近的20年,开始实行改革,个人价值的本位日益趋向前台,私人的欲望无度膨胀,追求个人的利益。第一方面,国家传统的政治的模式已经不适应了,但适应市场经济这种全新的以法律来统治管理社会的理念和模式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法律的漏洞还大量存在,犯罪的机会非常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有它一定生存之地,它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弱化的主要表现,我个人认为:人们不相信法律,不依靠法律。如碰到欠债不还的情况,人们不通过法律,反而相信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去解决一些社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具有这样两个本质特点:一是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内进行人身控制;二是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外进行经济控制。使用一种手段,达到“两个控制”。首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必然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内进行人身控制。所谓对内进行人身控制,是指对其内部成员进行人身控制,不许他们有违“组织”的意志和利益而任意行为。其次,对社会进行经济控制。对竞争对手,可以采用伤害、杀害手段,当然,也可以采用恐怖的方法。以上两个特征是紧密联系的,通过人身控制,有更强的战斗力,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另方面,对社会进行经济控制之后,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更具有向心力,使组织成员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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