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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加入WTO后犯罪问题的前瞻
时间:2010-07-29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对我国加入WTO后犯罪问题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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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中国终于打开了WTO那扇关闭已久的大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大潮之中。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会带来我国经济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且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勿庸赘言,我国入世后所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变革势必会投射到犯罪这一社会现象上来。目前,有关入世的书籍林林总总,但对入世后的犯罪问题尚少论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及防范对策进行浅探,以期抛砖引玉。

一、经济因素与犯罪

经济因素与犯罪有客观的联系,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与犯罪多少并不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财富极其匮乏,但没有犯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十分丰富,但犯罪率居高不下。我国犯罪学的传统理论中既有“饥寒生盗心”的认识,也有“富贵思淫欲”的提法。那么犯罪与经济因素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现代犯罪学家的研究与“富裕国家犯罪情况”的实践表明:经济贫富程度与犯罪的关系,无法以绝对数值来表示,经济因素实际上是与人们的主观因素(价值观、社会公平感、个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犯罪的发生。与经济因素相关的犯罪行为,更多地是由主观上的相对不足引起的。因此,马克思说:“违法行为通常是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那么我国入世后,经济因素与某些社会群体主观上的相对不足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失业和再就业的严峻现实对犯罪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看将会带来许多重大的发展机遇,但入世之初,由于国外资本、企业的进入,对我国的多种产业将会产生激烈的冲击,导致国内结构性失业大量增加。权威人士认为,加入WTO,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失业冲击。目前,在国有企业中,约有2000--3000万人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机关、事业单位中约有600--900万人,农村更有1.5--2.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是说综合起来,中国约有1.8--2.6亿的失业人口,几近美国人口的总和,且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失业人口还会上升。失业意味着收入锐减,在某些失业保险不健全的地区和许多农村,失业则造成衣、食、住、行无法保证。不仅如此,失业会导致失业者的心理严重失衡。对失业者,别人往往会把他们当成无能愚昧者,甚至还有人把失业者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更为严重的是,当失业者的工作生活水平与社会生活水平出现较大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种被社会抛弃感和权利被剥夺感,就可能将犯罪作为一种满足个人需求和反抗蔑视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从而引发犯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据有关资料报道,1996年初成都铁路局某分局因失业率超过10%,1100多名近30岁的职工子女无工可做,他们提出:要工作,要饭吃的口号,拟采取行动炸毁铁路,砸掉分局办公大楼。后经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件的发生。

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诱使犯罪增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物质财富大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变化,按照当初改革框架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也基本实现。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共同富裕”的目标尚任重道远,并且贫富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悬殊仍然较大。在改革开放起步早的珠江三角州,农民的衣食住行早已达到城市化水平,而西部、北部有些老、少、边、穷地区,有的农户一家老少穷得温饱问题难于解决。同是农民,但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据权威人士称,目前,我国约20%的先富起来的群体,占有了社会财富的42.5%,其贫富差距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社会贫富悬殊现象,不仅会影响贫困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使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严重受阻,而且会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对社会的反抗情绪。这种较大的贫富差距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由于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WTO协议》基本原则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将进一步弱化,可能会加剧地区的贫富差距,并伴随着个人收入差距的加大,可能诱发犯罪增多。
  
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加强烈,将可能使犯罪上升。我国入世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日趋完善,商品经济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将会更大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但从事物的两重性看,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更加强烈。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赋予了商品与货币一定的价值与职能,反过来,它又可能成为人类自身的一种异已力量而支配人类。入世后,随着商品交换广度和深度的扩大,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难免会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生活中去。在我国经济转型、经济制度新旧交替、法律内外对接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空档和漏洞,客观上会给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造成可乘之机。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辐射的,会在多方面激活犯罪因素而使犯罪上升。
  
人口的过分集中和无序流动可能会增加犯罪。我国加入WTO后,现代化步伐会大为加快,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与结果。为提高现代化指标之一的城市化水平,我国在十五规划中提出了加快全国小城镇建设的目标。应该看到,随着入世,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城市功能和经济状况、基础设施、承受能力相适应,否则就会造成犯罪增加。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农村每年有约1000万人进入城市打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紧缩和调整,隐性失业更为加剧,打工者将日益增多。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于集中和无序流动,往往会造成城市就业压力增大,文化冲突加剧,亚文化群增多等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犯罪。同时流动人口中的人、财、物流动性大,人员匿名性强,如果社会控制机制和道德监督机制不健全,流动人员的聚集地往往会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对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流窜犯罪带来很大困难。
  
鉴于以上对入世后经济因素与犯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预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短期内犯罪有增加趋势。对此,我们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一是我们的党和各级政府,应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来着眼解决失业人口与贫困群体面临的问题,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调整政策,对某些产业调整的适度缓冲和不违背WTO基本原则下的自我防范保护,加强再就业工程,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体制,转变人们的就业观念,进行人才、科技扶贫、加大西部开发、构建送温暖工崐程,化解社会矛盾等有效措施,来解决他们的眼前困难和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保证我国入世后政治稳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协调运行。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与有困难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自觉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做利民之事。二是加快立法进程。目前,我国经济方面的立法滞后,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因此入世后,一方面要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通过清理该废除的废除,该修订的修订;另一方面要加快立法进程,据有关人士称,我国入世后,需要新制定法律3000多项,立法任务十分艰巨。通过废除、修订和重新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大力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工作,才能有效堵塞各种崐漏洞,同时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遏止经济方面的犯罪。三是做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通过规范和正确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社区管理,加强对重点人口的社会治安控制,开展网上打击流窜犯罪等有效措施,把流动人员管住、管活、管好,从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二、政治因素与犯罪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作为社会生活与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结构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和犯罪状况的变化。政治因素与犯罪的关联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仅涉及入世后政治因素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职务犯罪问题。
  
由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可能增多。在国际,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虽然世界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没有改变,但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得到加强。我国虽然加入了经济联合国,但西方国家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他们一直打着人权的幌子,意在使东突问题国际化。在国内,如新疆、西藏地区,民族分裂分子与国际上的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恐怖势力相呼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尤其是新疆近些年来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伊犁“2.5”骚乱事件和乌鲁木齐“2.25”系列恐怖暴炸案等许许多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目前,新疆监狱、劳教系统收押收容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危安犯”三类劳教人员已达数千人,在罪犯、劳教人员总数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我国入世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现状不同,东西部的贫富差距短期内不可能消除,而且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国际敌对势力,国际恐怖势力与境内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无疑会借口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和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使民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反分裂斗争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问题将更加突出。如今年元旦,新疆乌鲁木齐就发生了无业人员吐尔逊·买买提在庄严的人民会堂,在2000多名观众面前,朗诵他的反动诗作、向党和政府猖狂挑衅的事件。反分裂斗争依然任重道远,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问题不容乐观。

职务犯罪可能反弹,反腐败斗争任务更加艰巨。加入WTO这不仅对我国经贸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必将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包括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和战略上讲,加入世贸组织将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步伐,为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法制环境,也将有效堵塞权力寻租现象而产生的职务犯罪。但在一定时期内,治理职务犯罪的形势可能更加严峻。一是加入WTO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更加突出。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也会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必将影响我们干部队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观、道德观,干部队伍的思想意识形态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二是加入WTO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存在诸多的不适应之处,给犯罪分子有较多的作案空间。三是我国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职能在一段时间内仍带有转轨型时期的特征,其中的缺陷极易滋生腐败现象。四是加入WTO,腐败现象会出现高智化”“国际化的特点,对政法队伍和反腐败执法执纪队伍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以上诸种因素可能会造成职务犯罪增多,反腐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针对入世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可能增多的问题,我们一要充分利用国际打击恐怖势力斗争的有利形势,采取积崐极主动的措施,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将“东突”势力定格为国际恐怖势力范围,列为国际反恐怖斗争的打击对象,形成国际反恐大气候。二要在加快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毫不手软、坚持不懈地严厉打击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活动,决不可养疽遗患。三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教育,标本兼治,铲除民族分裂思想和组织滋生繁衍的土壤。面临入世后职务犯罪短期内可能增加的趋势,一要切实加强对国家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使之牢固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要以WTO的基本规则为参照,尽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加快依法治国进程,为入世后的依法治腐作好法制准备。三要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为入世后从源头上惩治腐败,遏止职务犯罪作好制度准备。四要转变政府职能,严格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为遏制腐败现象作好环境准备。五要加强政法队伍和反腐败队伍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入世后的反腐败斗争,打击职务犯罪作好人才准备。

三、文化因素与犯罪

我国入世后,面临的不仅仅是深刻的经济变革。伴随而来的还有政治改革和文化冲突。入世后,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公民更好地吸收、嫁接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提高社会和个体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于不适应性而带来的文化冲突、价值观念的冲撞及西方腐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从而引发某些范围内的犯罪滋生。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群体中,在生理、心理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但辨别良莠的能力较差。在西方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侵袭下,容易导致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出现思想道德水平的滑坡,如果社会教育和控制力度不够,容易导致大范围的违法犯罪发生。目前,社会上吸毒、卖淫、赌博、黑社会等现象的滋长趋势和监狱、劳教机关收押收容人员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的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国洂入世后的一定时期内,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撞,违法犯罪现象可能有增长的趋势。

对此,我们一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强依德治国,在公民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尤其要把青少年、在校学生作为教育的重点,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抵御不良思想意识和行为生活方式的免疫力,积极构建健康向上的现代生活方式。二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新闻、宣传媒体和文艺战线,要坚持好“双百”“二为”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正确对待中西差异和中西文明,禁止西方颓废思想和反社会、反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传播扩散。三要大力加强文化市场的规范和管理,加大对有关特种行业的管理监控力度。四要依法从严打击吸毒、卖淫、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空气。

探讨入世后的犯罪及对策问题,是当前犯罪学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随着这方面实践的充分发展和广大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探索,一定会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指导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实践,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重要的作用。

 


入世后中国社会犯罪态势的变化及刑事政策的调整

徐向群 傅跃建*

 

一、入世对犯罪诱因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对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潜在威胁,成为入世后我国社会犯罪新的诱发因素。

(一)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更加广泛,影响国家安全的犯罪因素将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入世”,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差别的彻底消除。在全球范围内同化和根除共产主义,是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以根本上看,西方国家之所以接纳中国入世,既有因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潜力巨大,商机无限的经济利益,也有借中国入世,保持与我全面接触,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西化”、“分化”和“弱化”中国目的。

因此,随着我国入世,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国外境外的反华势力必将采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极力支持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我实施渗透破坏,扶持和建立与我抗衡的反对力量和政治集团;寻找一切机会、利用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制造热点,干涉我国内政。

(二)由入世而引起的中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影响将在一定基础上削弱社会主体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功能。

尽管中国加入WTO的协定主要是经济问题的协定,但实质上有许多文化领域的内容,如要求中国加入WTO后,允许每年进口40部电影,三年以后增加到50部,三年后允许有外资控股的中国电影院,外资可以从事中国的音像制品业的生产和销售,可以参与中国互联网业务,可以从事出版行业的业务等。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西方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自由观等与我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西方影视及其它文化制品大量宣扬的是西方的多党政治和人权思想,宣扬的是利己主义、个人至上的世界观,其中许多还充斥着色情和暴力。入世后这种大片进口的成倍增加,其影响也会成倍增加。尤其是国际互联网业务的迅猛发展,由于其广泛的覆盖面,快速的传输方式以及难以控制管理等特点,更是日益成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些都将给我们在抵御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侵蚀,实现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等方面带来新的难度。随着中国对金融、保险、商业零售、旅游服务等各种服务业的开放,我们在接受某些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种种服务的同时,它们一定会将其制度的背景投射进来,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冲击。此外,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在西方政治家的思维逻辑中,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自由化,政治的多元化、多党化,当他们要求经济多元化的目标实现后,必然进一步追求后两个目标的实现。

(三)由于入世 而引发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矛盾在短时期内呈上升趋势,进而影响社会的治安稳定,激活犯罪潜因。

首先,入世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失业问题会进一步突出。

从长期趋势看,入世能够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但在入世初期,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将大幅增加。该因素预计将使城镇失业人员增加200多万人,城镇失业率将上升1个百分点。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1998-2000年全国有近一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部门,汽车业减少49.8万人,机械业将减少58.2万人,而因入世将增加就业人口的行业及数量为:食品加工业(16.8万人),纺织业(282.5万人),服装加工业(261万人),建筑业(92.8万人),服务业(266.4万人)。因此如果考虑目前已有的城镇失业人数,加上预计2002年城镇因下岗而失业的人员将增加400万人,就整体而言,中国加入世贸后将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有关部门预测,在入世的近几年内,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将有可能超过15%[]失业比例持续偏高,这一趋势恰恰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

以浙江省为例,在入世的背景下,就业状况也极为严峻。从产业分布看,第一、二产业从业人数逐渐递减;以经济类型看,国有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从失业人数看,截止20019月全省城镇失业人数为51万,登记失业率为3-4%,从再就业看,再就业人数持续下降,2001年的再就业率只有1998年的十分之一,每年还需安置的大中专学生等人员达22万人。据统计,至2005年,全省将有8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每年将有70万人转移到大中城市。

第二,入世将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多样化,使市场定价工资制度与国家定价工资制度的差异日益凸现,进而带来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中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以及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
基尼系数是常用的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3为最佳的均衡状态,大于0.4即为进入警戒状态,超过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机状态。与此相关的就业指标也已超过了国际通用的重警区界限。

据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达到了0.4341998年后呈现逐年缓慢攀升的态势,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增至0.458[]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判断已为共识,贫富差距的扩大将使一部分人产生心理失衡和相对被剥夺感,引发更为剧烈的社会冲突行为。

许多研究表明,某一地区的犯罪数量与该地区的基尼系数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城镇地区1986年,1990年,1994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9,0.23,0.37,此三年人口十万分比的刑事案件总数分别为11.2, 44.6, 34, 杀人案件的十万分比分别为1.6 , 2.5, 4.1, 抢劫案件的人口十万分比为4, 15.5, 34.9。中国农村地区1986年,1988年,1994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1,0.34, 0.41,同期中人口十万分比的刑事案件总数分别为3.7, 5.4, 7.9,杀人案件的人口十万分比为 0.35, 1.2, 1.7, 抢劫案件的人口十万分比为0.91, 2.4, 7.0。从城乡二元社会的差异来看,19881994年城乡基尼系数为0.3840.434,同期中人口十万分比的刑事案件总数分别为7.59,14.11,杀人案件的人口十万分比为1.462.26,.抢劫案件的人口十万分比为3.3313.53[]

第三,入世背景下的城市化将使流动人口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流动人员”是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独特群体。据统计,目前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已达4000万以上,在劳动部门的统计上已超过了8000万,而据预测,伴随着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和农业产生结构调整,十五期间,每年还将有850多万农民增加到外出务工者行列。 今年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治安管理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流动人口具有流动性强,不便管理,趋利性明显,是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发群体。在北京,犯罪人员总数中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9803.4%上升到1995年的50%;1999年江苏省60%的重大恶性案件为流窜犯所为;在珠江三角洲的某城市,查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为所占的比例竟高达90%

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经常受挫,产生被歧视感、相对剥夺感,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从而成为潜在犯罪动因。当这种危机到达一定极度时,就可能演变为极端的反社会行为——犯罪。

城市化过程中,占我国刑事犯罪总量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将缩小与城市居民犯罪的差别,最终走向城乡犯罪一体化。

第四,群体性事件将在入世后呈出新的特点,并与犯罪形成连锁反应。

入世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安定因素将会随之增多,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群体上访,请愿,罢工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表现为日益发展趋势。尤其是面对入世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缺乏竞争的落后产业,保护性很强的基础性行业,垄断经营的金融,保险行业以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企业都将面临调整和转制,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雇员与雇主的劳资纠纷等矛盾值将大量增加,下岗职工及转岗、分流出去的职工因收入减少,工资拖欠,面临第二次下岗等情况,有可能引起较大的社会问题。入世后在加强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动迁矛盾,农村城镇化中涉及到的征地吸劳和折迁补偿,“无土农民”安置都可能在一定时期和局部范围内引发群体性事件。浙江省2001年在征搬迁,撤村建居,撤乡建镇过程中共引发群体性事件295起;绍兴柯桥两万余名失土农民中,至今仍有八千余名找不到工作。另外,逐步出台的新政策和改革措施有可能引起新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粮食,住房,医疗,企业,金融和政府机构等项改革中,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使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公开化。上述群体性事件通过非法集会,静坐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罢市,示威游行,集体械斗等形式造成对社会秩序的现实危机,并产生连锁反应,直接引发各种犯罪活动。

二、入世后中国社会犯罪态势的变化。

入世将使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经济机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必定会伴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根据犯罪的起伏律,消长律和辐射律,结合我国加入WTO后社会整体的变动趋势,我国的社会犯罪态势将有可能出现如下变动:

(一)犯罪绝对数量将持续增长,重大案件比重将进一步增大,社会犯罪总量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20011-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案件31万起,比2000年同期上升32.9%,即便扣除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打整治和纠正统计不实工作的影响,按可比口径计算,2001年的案件升幅也将近10%。特别是盗窃、抢劫、抢夺和诈骗四类侵财型案件大幅上升,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造成的危害增大。

入世后,随着对外开放的全面铺开,以国际互动为平台的人、财、物、大流动将不可避免地给现有的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强烈的冲击,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社会监督和防范机制、为犯罪人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加入WTO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使犯罪的诱因空前增多、一些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素质低下、心理承受能力差、难以适应变动不定的社会生活、导致精神变迁或心理失衡,采用极端行为或暴力手段报复社会、造成恶性重大案件增多。

(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将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现实中,以武装力量推翻和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将越来越少,逐渐增加的是以经济实力夺取和掌握一国的实际控制权。这种对国家安全危害的方式不仅不易被察觉,而且往往被人们忽视。我们面对持枪的外敌会勇敢抵抗,但对手持美金、以投资为名进行经济侵略的列强可能会疏于防范。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民族分裂为目的,以国际恐怖活动为手段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以及邪教犯罪活动日趋活跃。

(三)经济犯罪将呈现质升量增、带有国际色彩的经济犯罪将大量出现。

1、传统产业尤其是工业领域的经济犯罪将在入世初期大量增多

入世初期,正值国内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新旧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国内外犯罪分子利用我国部分企业暂时遇到的困难和经营企业总的缺陷进行诈骗,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活动可能增多。同时,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活动将增多。在企业内部,一些人利用企业转型改制和结构调整之际,进行侵吞国有资产,职务侵占犯罪活动将成为突出问题。

2、经贸领域的经济犯罪将更为突出

入世后,国家将依照世贸规则进一步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积极参加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外的大量企业也将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和我国众多企业对外贸易实践经验的缺乏,加之一些国内企业急功近利,容易忽视自身经济安全,随意鉴定合同,盲目开展进出口业务,轻易申领信用证,使境内外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因此,合同诈骗,信用证诈骗等犯罪活动将更加突出。

3、金融领域的经济犯罪将进一步升温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迅速发展的电讯网络将全球资本市场联为一体,资金的跨国流动空前频繁,国际金融市场的无国界化日益凸现。随着金融市场的活跃部分金融活动的无序化状态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为犯罪分子将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许多犯罪资产专为合法收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金融犯罪活动增多,洗钱犯罪可能成为突出的问题。同时,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日新月异,网上应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必将成为新的突出问题,此外,入世后,外国金融机构和大量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可能会造成我国金融产业机构的失控,带来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总之,随着网格经济的出现,市场的开发和竞争的白热化,公司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正当竞争犯罪和破坏犯罪将成为经济犯罪的新特点,一些企业可能通过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贷款;有的还会在外资银行进入的过程中,趁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健全之机,内外勾结套取资金,使各类金融犯罪高发;某些带有国际背景的证券、期货犯罪将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单位犯罪数量将大幅增长。

(四)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更加严密,并日趋国际化

从近年来与刑事犯罪的斗争实践看,我国现阶段刑事犯罪的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团伙犯罪、集团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数量逐年增多,组织程度更为严密,危害日益增强。与一般团伙犯罪相比,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具有更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更严格组织纪律。而且,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还向政治领域渗透。以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的发生渊源看,有相当部分是由台、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渗透而形成的发展的。

入世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国际黑社会犯罪组织必将会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再辅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邦会文化的潜在作用,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规模会有新的突破,它们除了继续控制卖淫、赌博、贩毒、非法武器交易,走私文物等传统犯罪领域外,有组织犯罪将会更加精心于开拓新的犯罪市场。另外,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将给有组织犯罪集团国际化扩张提高新的更为隐秘的空间。

(五)犯罪技术的智能化和高科技趋向日益显著

入世后,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伴随着人、财、物的流动,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国际互联网将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和应用,犯罪信息和犯罪手段的交流同步发展,变得更为快捷和便利。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进程,以技术型犯罪为特征的新的犯罪浪潮必将到来。在犯罪辐射规律的支配下,最新的犯罪信息和先进犯罪手段的互相模仿和交流将得到空前加强,客观上为传统犯罪手段技术升级提供了模板和参考。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网上银行、电子商务、远程教育、通讯技术的广泛普及。传统的犯罪手段将逐渐被先进的智能化手段所取代,利用高科技手段的特别是以计算极为媒介的智能型犯罪将成为新的犯罪“增长点”。网络色情、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将会不断出现。以计算机为技术支撑的高科技犯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军事、行政管理、社会生产等各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冲击,如果控制不力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六) 以境内外国人犯罪为代表的涉外刑事案件将大幅度增多
近年来,随着世界性人口流动步伐加快,各国境内外国人犯罪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据德国、

日本、法国等国的统计表明,这些国家境内的外国人犯罪问题呈现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在日本,除交通过失犯罪外,1980年外国人在日犯罪人数是800人,到1994年便达到2000人左右。入世后,随着我国服务生、旅游业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和经济贸易活动的外国人必将大量增加,由此引发的外国人犯罪问题也会日益严重,尤其是一些由外国人操纵的跨国犯罪将会更加突出。
  
以江苏省为例,1999年全省共发生涉及外国人和港澳台地区居民的案(事)件809起,刑事案件136起,比上年上升49.5%;治安案件85起,比上年上升26.9%;重大涉外交通事故13起,比上年上升85.7% 。值得注意的是,以境外人员为犯罪主体的诈骗、贩毒、走私等刑事案件继续增长,全年共发生35起,占涉外刑事案件总数的25.7%1998年为17.6%,比上年增长118.8%。突出的是外国人持假美元诈骗案件,共发生20起,占境外人员犯罪案件的57.1%。南京市局还破获1起美国人持假信用卡购物诈骗案件,案值12万元人民币。扬州市局破获1起美国人涉嫌组织偷越国境案件,连云港、常州、苏州市局相继破获3起境外人员贩毒案件。
  
三、入世后刑事政策的调整
  
中外学者给刑事政策下过种种内涵互有差异的定义。最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有关犯罪的所有对策;最狭义的刑事政策是仅指对犯罪人及具有犯罪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本文所采用的是关于刑事政策的中观层次的定义,即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和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政策。[]
入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即面临着中国刑事政策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问题,又面临着新 形势下刑事政策与刑事犯罪发展相适应的挑战。因此,刑事政策的调整已提到了议事日程。
  
(一) 刑事政策价值观的转换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正在经历一常由以专政为核心,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德刑事司法理念的演进。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权,二是控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随着加入WTO、中国市场经济将向更深层次发展,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对个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的保障呼声越来越高、刑事政策的个人保障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中间长期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影响,个人的权利较少被关注。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往往侧重于保护机能,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因此、为适应入世的要求、就需要完成刑事政策价值观念上的转化。[]
  
(二) 定罪政策的调整
  
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应当在刑法中及时调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关系,要特别重视对严重破坏对外贸易秩序的犯罪的打击、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犯罪行为的打击,关注网络犯罪等高科技条件下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如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与WTO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的有关规定就存在很大差异。如(trips)协议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权人有权制止他人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而我国刑法则仅规定,禁止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从而把足以使人误读为注册商标商品的近似商标排斥在外,显然不利于对注册商标的刑法保护。[]
  
从近期刑事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对邪教、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情况看,我们似乎只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现实问题上,而刑法的适度超前意识不够,总体上给人以滞后于刑事司法实践的感觉。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刑事立法的立、改、废提速过程中,应该在度的把握上下功夫,在适度超前上做足文章。真正起到刑法的特殊预防作用,更好地为刑事司法实践服务。
  
(三) 刑罚政策的调整。
  
我国的刑罚具有较强“重罚”特色,在刑罚配置上、片面强调主刑,尤其是有期徒刑的应用,对附加型应用缺乏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影响其作用的发展;在刑法适用上、主要从报复刑观念出发刑罚的量定主要以犯罪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结果为依据,对犯罪人的品格特征较少关注等。这与世界刑罚发展趋势有较大差距。为了适应“入世”后社会的需要,在刑罚制度方面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首先,应提倡刑罚谦抑,关注刑罚效益。刑罚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为严厉的手段,同时也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其他控制手段均不能有效治理的条件下,才能适用刑罚。如果刑罚手段被频繁使用,就长远控制效果而言,就会使人们因习以为常而降低其威慑效用。这在我面临入世后犯罪进一步增多的局面时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
  
其次,要重视刑罚的多样化,丰富刑罚种类,充分发挥财产刑和资格刑的作用。
一是可以增加刑罚种类,主要是对单位犯罪适用主刑和对单位与个人适用附加刑;在资格刑方面,我国刑罚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过于单一,有必要增设更为具体的剥夺资格的附加刑,如剥夺从事某项公职、职业的权利等。二是完善现有刑种的执行方式。如在有期徒刑的执行上,可以借鉴国外的“间歇监禁”的方式。[]  

(四) 重视和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完善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近年来,在刑事犯罪日益呈现国际化的形势下,我国已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各个层次的刑法司法协助关系。这些协助在收集跨国犯罪情报,跨国调查取证和联合侦查,通缉、追捕逃亡罪犯,追缴、扣压、没收犯罪收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加入WTO后,我们更应该积极完善我国的国际刑法司法协助制度,有选择地在更大范围内与各国缔结双边或多边司法合作协定,为今后的国际司法合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我国加入WTO后的犯罪变化分析与治理对策

周路 刘文成*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是党中央针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逆转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国务委员吴仪在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指出:加入WTO之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开放;由此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开放;由单方面为主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开放。故此,理论界把加入WTO视为我国的“第二次开放”,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外在动力。

WTO又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带来诱人的利益与机遇的同时,必然也会以调整经济的运行为“中介”,给包括社会治安、犯罪走势等问题在内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不容小视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因此,有必要对未来的社会治安、犯罪走势进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旨在及时转变观念,认清“入世”后犯罪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调整公安司法资源的配置,合理确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无疑是当前面临的迫切与重大的任务。

一、加入WTO对社会治安的背景性冲击

WTO被喻为“经济联合国”,其宗旨,则是以法律体系来保障贸易自由化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对待原则等,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权利与义务对等条件下的公平贸易,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增加有效需求。我国“入世”,必须遵守其规则,履行其义务。经济的运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蕴含着决定社会生活变化的内驱力,深层次地引动着人们行为的方向与力度,正确的行为是如此,错误的行为包括违法犯罪也是如此。可以预测,加入WTO必然以调整经济的运行为“中介”,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震荡,给社会治安带来新的背景性冲击。

1.结构性失业增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点”

加入WTO要实行贸易自由化原则,利益的驱动会使更多质优价廉的外国商品和劳务涌入我国市场,势必对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家电、汽车、电信、保险、外贸等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加入WTO后的效率收益不会是平均分配,对不同的产业、部门和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加入WTO则意味着较大范围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