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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动的研究与思考
时间:2010-07-29  作者:尹继红  新闻来源:  【字号: | |
 

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动的研究与思考

尹继红*

 

当今社会,恐怖主义活动无所不在,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免受恐怖主义活动的侵害。我国也不例外。特别是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再加上一些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暴力恐怖活动在我国也时有发现。但我国存在的恐怖活动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在对我国的恐怖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并提出切合我国实际的可行的对策措施。笔者就此谈些粗浅看法,供参考。

一、当前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界定和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恐怖活动可以通称为“暴力恐怖活动”,具体是指某政治集团、组织或个体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或泄一己之私愤,使用爆炸、劫机、投毒、暗杀等严重暴力手段,滥杀无辜、报复社会,造成特定人群的心理恐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在我国,暴力恐怖活动主要来自新疆境内外的达赖集团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组织。一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使用爆炸、劫机、投毒、暗杀等手段进行的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也是暴力恐怖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暴力恐怖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暴力恐怖活动大多发生在新疆、西藏等重点地区,一些大中城市的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的暴力恐怖案件也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来我国发生在公共场所、交通工具等人群集中的地方和重要敏感部位的暴力恐怖案件占全国接报的暴力恐怖案件总数的62%

(二)暴力恐怖分子以爆炸为主要手段,大肆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据统计,我国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80%以上是以爆炸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近年来,爆炸案件的立案数不断攀升,1992年全国共发生爆炸案件1205起;2000年增加到4074起,上升238%

(三)暴力恐怖活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危害越来越严重。近年来,暴力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比如,在制作爆炸装置时,除使用导火索、定时器外,还出现了光感、声控以及遥控、遥感爆炸装置。同时,暴力恐怖分子的主观恶性越来越大,造成后果越来越严重。今年以来,仅河北、江西、陕西发生的3起爆炸案件,就造成231人死亡,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3.16”爆炸案是建国以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恐怖案件。

(四)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连续性、诱发性增强。如果一个地方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没有被及时侦破,暴力恐怖分子没有被及时惩处,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新的暴力恐怖活动。比如,199346日,河北省唐山市黄树刚、刘保才劫持深圳至北京的2811号航班逃到台湾后,由于台湾当局没有遣返劫机犯,导致1993年我国连续发生21起劫机案件,创下建国以来劫机案件年发案的最高纪录。

(五)暴力恐怖活动具有很高的隐蔽性,侦查破案工作难度很大。暴力恐怖活动以不特定的目标和人群为侵害对象,案发后因果关系不明显,侦查破案工作难度很大。这也是一些暴力恐怖案件之所以久侦未破的根本原因。而在新疆、西藏等地区侦破的暴力恐怖案件,大多是从情报入手发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的。

二、当前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现状

近年来,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影响,我国境内的暴力恐怖活动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一些境内外敌对组织、敌对分子在与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未达目的的情况下,加紧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1998年以来,境外敌对分子王炳章等人成立“中国民主正义党”,极力鼓吹以暴力恐怖手段推翻“中共一党专制”。王炳章撰写了《民运手册》,大力宣传“武装革命理论”,并先后派遣多名组织成员入境,策划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王炳章还加紧与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进行秘密联络,并提供经费资助,企图进行武装暴动。今年2月,王炳章等人频繁到泰国等地活动,企图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在国内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宣称要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建立局部“民主政权”。受其影响,“中国社会民主党”已于近日成立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境外敌对分子熊焱企图在广州建立据点,搞“武装暴动”,进行第二次“民主北伐”。8月,陕西非法组织骨干李焕明在深圳抛撒大量传单,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制造爆炸事件相威胁,要求释放在押的“中国民主党”成员。

(二)受境外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十分突出。近年来,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一直呈上升之势,爆炸、暗杀、纵火、劫狱、劫持人质及武装暴乱等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发生。据统计,仅1995年至2000年,民族分裂分子就在新疆制造了300多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0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1997225日,暴力恐怖分子在乌鲁木齐市制造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68人受伤。19991228日,墨玉县公安局查获一个暴力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在押解过程中,14名犯罪嫌疑人劫持民警并与前来解救的民警发生枪战。目前,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境外指挥、训练、派遣,境内行动破坏。2000年以来,境外民族分裂组织“东突伊斯兰党”头目艾山.买合苏木、“东突解放组织”头目买买提明.艾孜来提不断向我境内派遣受训人员。今年年初,艾山.买合苏木又派遣数名恐怖分子入境,企图实施新一轮破坏活动,被公安机关及时抓获。“东突民族革命统计战线”主席玉素甫.莫合里索夫一直在秘密协调境外各民族分裂组织,策划派遣武装小组潜入新疆,与境内暴力恐怖分子配合,共同开展“游击战”。目前,有100多名武装暴力恐怖分子聚集在中、哈、吉三国边境地区,企图潜入新疆进行破坏活动。另据掌握,近期,境外民族分裂组织购置了一批武器,准备从印度、尼泊尔通过西藏偷运给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二是聚集串联、筹集武器,向内地渗透、蔓延。20009月以来,新疆和田、喀什等地公安机关相继打掉一批暴力恐怖团伙,其中,和田地区打掉的“东突厥斯坦真主党”以库来西团伙残余和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为主,已经发展成员数百人。一些暴力恐怖团伙和民族分裂分子通过盗窃、抢劫等手段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进行暴力恐怖训练,并预谋袭击基层政权。今年以来,新疆自治区公安机关已打掉暴力恐怖团伙27个,缴获各类枪支150多支、子弹1500多发,抓获暴力恐怖分子400多名。同时,新疆暴力恐怖活动已出现向内地蔓延的苗头。今年4月,湖北省公安机关在仙桃、天门两地抓获新疆越狱在逃的暴力恐怖分子买买提依明.阿不都热依木及其同伙6人,缴获仿“六四”手枪2支。6月,新疆公安机关在河南省安阳市抓获“木合塔尔”暴力恐怖团伙成员13名。三是以讲经等活动为手段,大肆宣扬、煽动“圣战”,鼓吹宗教狂热。200010月至今年1月,和田地区查获“圣战”讲习点15处,涉及170多人。在其煽动、蛊惑下,新疆一些地方宗教氛围浓厚,个别国家公职人员甚至声称:“工作可以不要,伊斯兰教不可不信”;一些维族群众则变卖家产,外逃阿富汗接受暴力恐怖训练。今年4月,喀什么地区莎车县公安局查获5100多名企图外逃人员。据悉,目前经过暴力恐怖培训的维族人员已达3000余名。

(三)达赖集团内部激进派势力逐渐得势,暴力化倾向更加明显。长期以来,达赖集团内部对实施“藏独”的方式、方法的意见分歧较大,以“藏青会”为首的激进派力量对达赖坚持“中间道路”心怀不满,坚决主张搞武装暴力斗争。近年来,“藏青会”等激进派势力逐渐得势,达赖集团的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达赖公然宣称“不排除以其他政治途径”谋求“西藏独立”,并私下怂恿“藏青会”、“藏妇会”等激进组织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特别是激进派头目桑东活佛当选“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后,“藏青会”等激进派组织倍受鼓舞,不断扬言要到境内进行自焚、爆炸等暴力恐怖活动,加快“西藏独立”的进程。在境外影响下,境内少数分裂骨干和地下分裂组织暗中加紧串联,图谋策应达赖集团制造大的“轰动”事件。近日,云南省公安机关抓获曾在藏区多次制造爆炸事件、外逃后受达赖集团“安全部”派遣入境的民族分裂分子登真恩珠,查获炸药6包、雷管73枚。据掌握,达赖集团已在境外建立特别训练基地,正在积极物色人员,组建行动破坏小组,拟经培训后分批潜入藏区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同时,达赖集团还要求其驻境外机构加强情报派遣,不惜动用一切力量,“不管用什么办法”,阻止我国修建青藏铁路。

(四)“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继续与我对抗,极端化、暴力化倾向突出。近期,李洪志及境外“法轮功”邪教组织在集体练功、“弘法”等受阻的情况下,不断煽动“法轮功”人员走出来,与我党和政府对抗,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在李洪志的蛊惑下,近期“法轮功”顽固分子进京聚集、滋事活动又趋于突出,极端化、暴力化倾向明显。一些“法轮功”顽固分子已经掌握了制造定时、遥控爆炸装置的技术。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法轮功”人员自焚事件4起,企图颠覆列车案件2起,还发生多起暴力“护法”事件,仅河南、辽宁两省就有10多名民警受伤。与此同时,近日,邪教组织“实际神”扬言要在国庆期间举行所谓“起义”、“暴动”。

(五)以严重暴力犯罪为表现形式的暴力恐怖活动增多,危害日益严重。这类犯罪分子为泄私愤,利用爆炸、劫机、投毒和破坏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手段,滥杀无辜、制造影响、报复社会。比如,今年31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无业人员靳如超为报复家人,在居民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大爆炸案件,炸死108人,炸伤80人。716日,陕西省横山县马坊村农民马宏清为打击非法生意对手,竟然丧心病狂地引爆相当于20TNT当量的自制炸药,造成80人死亡,98人受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境外民族分裂组织深受鼓舞,一些敌对分子表示要向袭击美国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学习,训练从新疆跑出来的人员,回国内搞暴力恐怖活动。“世界维族青年大会”执行主席、“东土耳其斯担”外交事务负责人迪里夏提.热西提称,美国被袭击事件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中共将于明年召开“十六大”进行高层交接班,他们将“把握这个中共内部不稳定的机会,利用今年国庆、中秋假日以及党政军及民众放假的有利时机”,派遣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暴力恐怖分子分组进入北京制造恐怖事件。近日,艾山.买合苏木专门派人对我三峡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将其确定为恐怖破坏活动的重点目标之一,并准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据情报掌握,目前,艾山.买合苏木已向境内派遣了20名暴力恐怖分子。与此同时,受美国“9.11”事件的影响,我国国内刑事犯罪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913日,浙江省湖州市一犯罪嫌疑人先后两次给上海市公安局打电话,以举报他人将劫持14日上海飞往广州的飞机,对上下班海金茂大厦制造类似美国纽约世贸大楼的爆炸事件为名,勒索钱财;他还先后两次给深圳市公安局打电话,以举报15日从深圳飞往上海的飞机将被劫持,并撞向深圳的世贸中心大厦为名,向深圳市公安局索要800万元人民币。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分析,借美国实施军事打击行动之机,境外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潜入我国,将“祸水内引”,甚至与新疆的“三股势力”相勾结,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届时,国际恐怖势力也必将采取一切手段,对美国等国家的军事打击行动进行报复,美国等国家的驻华使领馆及其在华机构、人员等可能成为恐怖势力袭击的目标。我国加强反恐怖斗争和反恐怖国际合作,也可能招致国际恐怖势力的仇恨和报复。因此,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暴力恐怖活动将可能趋于突出,其手段将更加先进,方式将更加诡秘、隐蔽,防范和打击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我们同暴力恐怖活动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复杂。

三、加强反暴力恐怖活动的基本对策

反暴力恐怖斗争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为了有效地防范、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一)深刻认识暴力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切实增强反暴力恐怖斗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美国“9.11”事件充分说明,冷战结束后,暴力恐怖活动是对世界和平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威胁之一,其活动范围广泛,手段变化多端,危害极其严重。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同志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暴力恐怖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性,切实增强政权意识、忧患意识,迅速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反暴力恐怖工作的力度,确保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坚持正确的方针,坚定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是我国党和政府一贯的立场和主张。对此,我们在反暴力恐怖斗争中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和贯彻。同时,在反暴力恐怖斗争中要注意贯彻以下方针:对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应该有确凿证据和明确目标,避免伤及无辜;反暴力恐怖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重视和加强反暴力恐怖的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国际社会的整体作用。

(三)切实加强对反暴力恐怖工作的组织领导,尽快建立反暴力恐怖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反暴力恐怖专业队伍建设。为加强对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国家应成立反暴力恐怖斗争的专门机构,由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信息产业、民航等有关部门组成,下设日常办公机构。同时,要尽快研究建立反暴力恐怖的工作机制,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反暴力恐怖工作中应担负的职责、任务以及如何配合协作等具体事宜。要借鉴国际、国内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经验,制定和完善各种反暴力恐怖工作预案,加强演练,确保一旦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能迅速控制、妥善处置。同时,军队、武警、公安等部门均应建立专门的反暴力恐怖队伍。

(四)利用当前国际社会反恐怖活动的有利时机,狠狠打击境内外的暴力恐怖活动。当前,要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性反恐怖国际公约、亚欧执法合作机制的作用,严格履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防止国际恐怖活动。要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对话,大力加强各国执法层面上的合作,共同研究防止跨国恐怖活动对策,有效的预防和坚决打击跨国恐怖活动。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舆论,坚决打击境内外的“疆独”、“藏独”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

(五)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夯实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群众基础。反暴力恐怖斗争要坚持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合的道路,广泛发动群众,提高广大群众的反暴力恐怖意识。要积极调动、正确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积极性,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及时发现各种涉及暴力恐怖活动的线索和苗头,不断巩固和扩大反暴力恐怖斗争的群众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村委会等群众性组织的作用,严密防范暴力恐怖活动。

(六)加强反暴力恐怖工作的研究,力争掌握斗争主动权。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暴力恐怖活动的研究,积极搜集、积累国内外反暴力恐怖斗争的有关情况,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要重点分析、研究我国暴力恐怖活动的规律、特点,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牢牢掌握反暴力恐怖斗争的主动权。


关于中国反恐怖问题的法律思考

李伟民*

 

9·11事件使美国,乃至世界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各国政府联合反对和打击恐怖活动,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和正在成为新世纪社会发展的主题。笔者试图依东突及伊犁事件为例,对我国反恐怖问题初步讨论,希望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

一、导言

“东突”,及中国存有恐怖分子。20011010日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新社报道:中国外长唐家璇表示,中国深受“东突”恐怖分子的危害。随后,中方新闻发言人称:有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阿富汗的营地里接受了训练。“‘东突’分子甚至有跑到车臣参加非法武装打仗的。”

2001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在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一公约与 “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反恐声明表示:“一切形式的恐怖行为,不论何时、何地、针对何人,由谁所为,都严重威胁所有人民,所有信仰,以及所有国家的和平、繁荣和安全。恐怖主义对亚太经合组织倡导的自由、开放和繁荣目标,对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信奉和价值观,也构成直接挑战。”

20011020APEC会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结束一小时,外交部新闻司向记者介绍:“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车臣恐怖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都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应该坚决地反对和打击。”

二、“东突”的渊源

中国官方对“东突”分子的定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的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东突”分子是个笼统的概念,并非某一组织的名称。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已经认同的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影响”。

据考证,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特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与这一概念相关的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原本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并把所属的范围扩大——中亚的俄国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而中国新疆主要是南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本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19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东突”分子目前主要活动中心有两个,一个在西方,主要集中在德国、意大利,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府;另一个在中亚,于1990年代初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先后出现。

“东突”分子的组织在境外有50多个,目前较有影响的有两个:一个是“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后被哈官方取缔。其核心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部。另一个是“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其首领是哈科学院一名维吾尔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他们一般的状态是由几个维吾尔人组成一个组织。小组织一般是集会,散发宣传品,训练,贩毒,或者在新疆制造一些暴力事件。大的组织在欧洲开展活动,如集会要求新疆独立等。

东突分子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他们的经济来源包括在外经商办企业、贩毒和获取阿拉伯国家的资助等。

三、营造恐怖

新疆《伊犁晚报》20011016日报道,案犯阿卜杜勒·迈吉德和阿卜杜勒·艾哈迈德被以“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判处死刑。

回顾1997年震惊中外的伊犁事件,官方定性为“2·5”打砸、骚乱事件的暴力恐怖活动,曾造成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刑犯之一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被指控是此次恐怖活动的发动者。

1.    恐怖宗旨

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认为,在新疆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的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的“2·5”伊犁事件是一个升级的标志,也是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顶点。其宗旨是制造分裂,使新疆独立。

25及随后几天的恐怖活动规模空前。开始到塔西来甫市场的骚乱分子,只有30多人,随后迅速扩充到数百人直至上千人。

他们高呼“把汉人赶走”、“把抓的人放出来”的口号,公开烧毁身份证、户口簿、驾驶证等证件。最极端的表现是,很多人边走边脱掉“汉人”的衣服。在25日——距春节还有两天,距肉孜节还有5天的寒天冻地中,有些人脱到最后就全裸着身体在大街上行走。

警方调查的结果表明,2·5事件中的骨干分子从喀什、和田分别到达伊宁。他们走街串巷,神秘地说:“不要问我的地址,不要问我名字,我是安拉派来的。”他们强制群众烧毁身份证、结婚证等,并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2.    作案手段

在伊犁事件发生三星期后,乌鲁木齐发生了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在19972251830分的爆炸案共造成9人死亡,58人不同程度受伤。社科院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认为,目前对新疆恐怖组织体系的构成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研究成果,而乌鲁木齐的“2·25”爆炸案的组织者行动结构能从一个方面能说明问题。警方资料显示,爆炸案的实施者自发成立了一个非法组织,该组织下设三个行动组:即资金筹备组、杀人组和爆炸组。爆炸组又有不同分工,被抓获的吾守尔·艾买提是“2·25”事件的组织者之一,而爆炸组的2号人物阿不都拉·要尼亚孜则负责投放炸弹。

据统计,1968年至1987年,全世界恐怖活动所使用的爆炸、暗杀、(武装)袭击、绑架与劫持人质、劫机及劫持车船五种主要活动方式,占国际恐怖活动的80%以上,而爆炸占57%。这五种手段到了1997年,则占到98%以上,而爆炸上升至67%。研究新疆恐怖活动的有关专家证实,在中国,暗杀、绑架等手段极少被采用,大多数极端分子热衷于制造爆炸案,其比例甚至高于国际平均数。

四、恐怖活动特点

1.背景分析。中新社2001616日报道,以肖克来提·马哈木提为首的暴力团伙中有成员“曾在某地接受军事训练,窜回新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恐怖分子接受军事训练的地点都很模糊。625日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严打”整治宣判大会的新闻发布材料中,比较清晰地指出,罪犯吾斯曼·依米提、买买提·热合曼、司地克卡期木、艾克拜尔·阿不都热依木4人在199511月至199711月间,窜至阿富汗呼苏提地区接受制造爆炸装置的培训。

199511月,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刚刚从南部坎大哈地区兴起才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到了1996年,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就都成为塔利班的控制范围。有专家推测,呼苏提可能的拉登训练基地,但是塔利班与拉登的军事训练基地有40多个。

吾斯曼·依米提出生在新疆沙雅县,沙雅县是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河边上的一座小城。1991年,吾斯曼·依米提被判劳教三年,从狱中出来不久,吾斯曼·依米提一伙人就到了阿富汗境内,他的身份是“个体工商户”。

一起受训的四个人是在199712月到次年5月先后返回新疆的。一回新疆,吾斯曼·依米提就着手组织人员进行爆炸培训,他还在乌鲁木齐西山化玻中心买了用于制造爆炸装置的硫酸、磷等化学药品,由他和同伙买的化学药品多达8200瓶。这些药品随后按他的要求分运到呼图壁县、英吉沙县、巴梦县、和田市、乌什县、喀什市等地的9个秘密军事训练地点,他手下参加制造爆炸装置培训和其他军事训练的人数多达100余人。

流窜到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是这些恐怖分子最主要的选择。俄罗斯有关部门统计说,约有200多新疆恐怖分子在拉登基地受过训。这些恐怖分子目前较为集中地聚集在中亚,另外的一些则在德国与意大利活动。而我们传统认为他们将选择土耳其为活动地点,现在则有了新的变化。

笔者认为,经商、朝觐是恐怖分子到中亚各国、到阿富汗的主要外衣,但以旅游名义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入阿富汗的可能也不能排除。

2.地域分析。同样的恐怖手段,在南疆和北疆却截然不同。研究发现,南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多,但引发的伤害事件相对少,而北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屈指可数,但却是震惊中外。

中国新疆恐怖活动的重点地区,北疆即伊犁,南疆则集中在喀什、阿克苏、和田、叶城等。同时研究发现一个等差数列,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有500公里的路程,而库尔勒到阿克苏也是500公里,阿克苏到喀什同样是500公里。

伊犁地处边疆地区,“这里看电视根本不用天线接收装置,一打开电视就会收看到外国电视节目。”有人总结说,受境外恐怖势力影响最简单的概括是:阿富汗是受训基地,中亚是活动基地。

3.层次分析。中国的恐怖主义目前处于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无法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严密的组织、长期的历史相提并论。一般认为,成熟的恐怖组织要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这种成熟性体现在纲领紧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壮大的空间。中东的恐怖活动往往以圣战为宗教纲领,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以色列和美国是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对某一群体,而是对整个阿拉伯国家构成了生存威胁的压力,这种压力整个社会都能感受到,巴勒斯坦就有几百万人被赶出家园,所以,这样的政治纲领的号召力是巨大的。中国境内的恐怖组织也打出圣战的纲领,而这种纲领仅仅能引起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的兴趣,对于世俗社会和大众则缺乏号召力。中国是一个提倡各民族大团结的国家,只要不对抗政府,就不会存在压力,圣战旗号自然立不住脚。

另一个事实是,从事恐怖活动分子的素质极低,只有个别人是大学生,没有很强的组织力。据统计,这些大小恐怖组织在境外竟有50多个,一般状态下,几个人就构成了一个组织。分散只是一个表现,恐怖主义在中国没有生长空间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权,这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

五、国际合作与联合

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有信息表明,“东突分子”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尤为频繁,因此值得研究。

从地域条件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政治目的两个层面分析,费尔干纳可能对中国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威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毒品、武器走私,通过“东突”恐怖分子扩散到中国新疆。另一个就是恐怖分子训练问题,经常有“东突”分子进入费尔干纳地区按受军事训练。在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有新疆维吾尔的小分队在接受训练。在整个中亚区域接受训练的“东突”分子约有上千人。

驻中亚各国的外交官们都认为,中亚的恐怖组织同拉登一样有发动全球“伊斯兰革命”的野心,由“危险的友谊”编织成的守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跨国网络,必将对这一中亚及周边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从表面上看,中亚几个国家关系友好,实际上各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中亚至少有19个争议地带,现有边界的最终划定必将产生矛盾和冲突。

分歧是存在的,但中亚各国对这一区域安全的合作目前成了主流。2001615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及俄、哈、吉、塔、乌五国总统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笔者认为,公约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恐怖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六、反恐对策

综合上述,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在边疆或内边地,不同程度存在恐怖主义及恐怖性质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的反恐斗争,是世界反恐怖斗争的重要组织部分。笔者建议,应该制定并采取相应对策,使我国在反恐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1.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反恐斗争的国际能力。从9·11事件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我们请醒地看到,21世纪不再是哪个国家单极独霸的世纪,而是人类共同发展,兼容共进,共存共赢的世纪。对中国来说,经过在现代化之路上备受挫折,被排斥的悲情之后,开始觉醒并逐渐强盛起来。因此,建设一个强大、文明的中国,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力量,才能发挥在国际竞争,包括在国际反恐斗争的能力。

2.加强反恐立法,打击恐怖犯罪。反恐斗争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建议国家或在公安、安全机关建立专门委员会或打恐办,专司反恐怖主义研究及治理、打击恐怖犯罪职能;同时,在修订现行刑法的基础上,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使反恐斗争有法可依。

3.制定反恐公约,加强国际合作。9·11事件不仅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主要国家达成了比以往更加牢固的共识。它使世界更加珍惜文明的价值与原则,更清醒地看到野蛮的危害,从而让更多的国家团结并更文明起来。在此基础上,团结、合作反恐,不仅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而且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制定《国际反对恐怖主义公约》,使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在国际化反恐怖斗争中逐步瓦解并将其彻底消灭。


论恐怖犯罪行为的根源

----文明及文化冲突论解析

梅传强?

        

21世纪的曙光初照寰宇之时,人们对新世纪、新千年充满了期盼,期望这是一个和平与美好的世纪,是一个文明与昌盛的千年。然而,“9.11”恐怖袭击却无情地破灭了人们的善良愿望,震撼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安宁的人们的心灵:在这一天,象征世界文明和美国形象的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两座大楼随即倒塌,造成近3000人丧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珍珠港遇袭事件以来,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事件;这次事件不仅使美国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而且波及他国,造成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为严重的是,该事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恐惧和创伤却是持久的。据报道,受“9.11”事件的影响,人们对恐怖活动心有余悸,许多人平时甚至连过元旦节都不愿出门,而是选择呆在家里。[①]9.11”事件后, 以美国为首的、主要针对世界恐怖组织头目本.拉丹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世界反恐怖战争尚未结束,2001121日到2日,以色列在24小时内连续遭受4次恐怖炸弹袭击,以色列以“反恐”为由,对巴勒斯坦目标进行烈度超前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双方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循环怪圈中越陷越深;事隔不久,20011213日,印度议会大楼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这一事件无疑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火上加油,双方在交界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并正在边境地区大量集结军队,全面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以说,恐怖袭击和反恐怖战争是本世纪初最热门的话题。恐怖犯罪活动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世界反恐怖战争的艰巨与任重道远,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恐怖犯罪的根源,理性地分析世界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期标本兼治,真正地根除恐怖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其实,早在几年以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明确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这一模式就是“文明冲突”;“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②]通观近段时间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犯罪活动,无一不是由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文明及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因此,用“文明冲突论”来阐释恐怖犯罪的根源,是有说服力的。本文就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对恐怖犯罪的原因进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恐怖犯罪的策略。

一、文明及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第二,是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第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而“文明”也有三层含义:第一,与文化的第一层含义相同,如物质文明;第二,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如文明国家;第三,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等)。[③]本文所讲的“文化”和“文明”均是使用第一层意思。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社会群体所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例如,信仰、风俗、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与文明两者之间实无区别。张申府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了文明与文化的无区别,李慎之先生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中亦取此意思。[④]即文明与文化实际上是可以混用的同义词。

事实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也是将文明与文化作为同义词混用的。他认为,文明被看成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⑤]亨廷顿还列举了几种关于文明的典型定义来说明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例如,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则将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在道森看来,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斯宾格勒则认为,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⑥]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至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既可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等,也可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其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明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又常常是通过文化来体现的。文明与文化之间很难作出明确的划分。显然,本文所讲的文明冲突实际上也包括了文化冲突。

   二、不同文明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不同文明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寻找答案:首先,可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找原因。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宗教通常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例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不同宗教之间在教义、教规等方面显然是有差异的,彼此之间有时甚至是矛盾对立的。由于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难避免,在它们影响下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就顺理成章了。即使是同一国家、种族、使用同种语言的人们,但若在宗教信仰上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甚至相互屠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发生在印度的暴乱。据报道,2002227日,一列载有印度教教徒的火车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遭(信奉伊斯兰教的)暴徒袭击,造成56人丧生;[⑦]第二天(28日),信奉印度教的暴徒袭击穆斯林信徒的住宅,焚烧穆斯林的财产和50所建筑,封锁道路,并杀害了11名贫民;[⑧]32日,印度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已有300多人丧生,印度国防部长亲临“前线”,当局逮捕了1500多名参与暴力攻击的民众,但尚未平息暴乱;[⑨]33日,印度宗教冲突死亡人数升至427人。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宗教信仰不同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暴力冲突上。近段时间来,巴以冲突大升级,当地时间200232日晚上725分左右,耶路撒冷市中心再次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一名阿克萨烈士旅的巴勒斯坦人在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走近一群犹太人,然后引爆了绑在身体上的大量炸药,造成至少10人死亡,40多人受伤;[⑩]随后几天,以色列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行为,甚至以“反恐”为由,枪杀巴勒斯坦高级官员;[11]2002310日,巴以全面战争点火: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以色列总理沙龙住所附近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爆炸装置,导致至少12人死亡,54人受伤,而以色列军队则随即从海上和空中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加沙的总统府发动大规模袭击,炸毁了总统府内全部建筑。[12]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种族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引起的。

为什么宗教信仰的分歧会导致激烈的冲突?这是因为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社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英国学者A.J.M.米尔恩(A. J. M. Milne)曾就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如果人们“欣然接受在他们的共同体中或在他们所属的那一共同体部分中被一贯实行的宗教,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被引入了这种宗教,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按照它的特殊的确定陈述去思索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这种陈述是真的,而所有其他陈述都是假的,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点大致真实的话,那么它就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历史上宗教成了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大多数人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会取决于他们自己宗教的确定陈述的精神和内容。但是,因为他们承认了第一种答案,所以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其他信仰的确定陈述视为误入歧途,而这还算是最好的,否则就是当作仇敌了。由此就有了潜在的宗教冲突。必须揭露误入歧途者所走的道路的错误,并使他们看到真理;必须对仇敌加以压制,不行的话就摧毁之。”[13]宗教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今世界,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伊斯兰国家与(主要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敌视与仇恨,不能说与宗教信仰的分歧没有关系。当代冲突论甚至认为,“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天生的斗争性的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许多宗教都会为其所信仰的终极真理进行斗争,一旦遇到挑战,宗教信徒、神学家和宗教组织都有可能起而捍卫其真理,典型的一例就是伊斯兰教世界对《撒旦的诗篇》的作者的态度。为了捍卫被认为是遭到了亵渎的伊斯兰教的真理和信徒的情感,一些伊斯兰教组织和领袖不惜以性命相威胁。??此外,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还有一种执著的宗教扩张精神,极力将其信仰扩张到其他文化背景之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群体之间的冲突。”[14]因为“宗教归属是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础,而对一个民族、宗教、血缘和种族群体的强烈的归属感需要那个群体的成员与外于该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一种障碍感。宗教成为社会中的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便成为潜在的分裂界线。”[15]可见,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它们基础上产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其次,可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过程来找原因。每一种文明当其初步形成后,伴随着不断的扩张、发展和繁荣,其自我意识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得自我感觉极好、惟我独尊。到后来,“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16]当今世界,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这从某些西方国家实行霸权主义,强行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政治制度等就可见一斑。为什么“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发生在美国?为什么近来发生的恐怖事件多是针对西方国家或者是亲西方国家的国家或政府?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我们在强烈谴责恐怖袭击事件时,也不禁要问,难道美国和西方国家就不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有时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为什么说恐怖犯罪的根源是文明冲突

通观当今世界的恐怖袭击行为,犯罪嫌疑人多为伊斯兰教信徒。例如,沙特富翁本.拉丹及其所领导的恐怖组织成员,我国的“东突”恐怖势力,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武装,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以及黎巴嫩、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而地区的有关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成员等,无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信徒常常用恐怖活动来发泄愤怒、打击敌人?这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有关,另一方面更与伊斯兰文明和其它文明(如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的冲突有关。

在伊斯兰教文化里,圣战是他们冲突中的一个经常性的特征。伊斯兰教信徒常常把对敌作战,甚至对敌人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行为等都看成是圣战。据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17]可以说,伊斯兰原教旨中关于圣战的规定,是恐怖袭击的精神支柱。在圣战的感召下,恐怖分子视死如归,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甚至将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视为无尚光荣的事。

伊斯兰文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好战,以及与相邻的非穆斯林的不相容,使得20世纪末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有研究指出,伊斯兰教团体的好战领导人具有五大典型特征:(1)他们年轻,大多数是2030多岁;(2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3)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4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5)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18]可见,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无论是“9.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恐怖袭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具备上述特征。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20世纪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80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是对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胁。伊斯兰人口增长就成为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个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这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的外在原因。亨廷顿总结说:“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教的失败而谴责西方。??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20]

在“伊斯兰与西方”中,亨廷顿指出,1400多年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关系是持续的、深刻的。20世纪末,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加剧,主要是由五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第二,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主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21]此外,当穆斯林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以及对西方力量的嫉妒和仇恨等,都是导致穆斯林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在穆斯林眼里,西方是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象征;西方摧残他们的潜力,用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他们的生活,抢占他们的市场,控制他们宝贵的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而在西方人眼里,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在欧洲伊斯兰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许多西方人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视为潜在的恐怖威胁。这种对立和冲突情况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连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报道,英国《卫报》200235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9.11”事件的一个恶果,就是美国把许多非白人当成了恐怖分子;自“9.11”事件以来,多达5000名祖籍在阿拉伯国家的男子受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的审问,1000多名生于中东的人被美国当局拘留。[22]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的结果,必然导致恐怖活动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因为伊斯兰与西方军事力量的巨大悬殊,迫使伊斯兰极端分子只可能采取恐怖活动来打击西方,例如,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甚至不惜采用人体炸弹袭击目标,或者劫持飞机撞击攻击目标;而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或者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最后,亨廷顿总结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23]诚然,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还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却是最持久、最深沉和最基本的。

四、如何根治恐怖犯罪行为

目前,塔利班最高领袖奥马尔不见了踪影,而被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本.拉丹更是下落不明,这股极端宗教势力有可能会死灰复燃,这对于阿富汗今后的重建以及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努力仍然构成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据美国时间31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报道说,在穆斯林为主的印尼竟然出现了一位自称比本.拉丹还要厉害的人物,此人公然宣称,拉丹还只是轻量级的,而他要做的事情将大大超过拉丹。[24]可见,恐怖犯罪和反恐怖战争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治理恐怖犯罪也必然是一个长久和艰巨的任务。摧毁恐怖组织基地,打击恐怖犯罪分子,冻结恐怖组织的银行帐号,缉拿恐怖组织成员等措施,固然是对付恐怖犯罪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分歧,理性地协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显然难以彻底消除恐怖袭击的威胁。因此,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注重各国和各民族的独立性,充分考虑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并理性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加强各区域、各国、各民族的合作的同时更要维持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才是从根本上治理恐怖犯罪的良策。

为了有效地避免文明冲突和文明大战,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原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和共同性原则。所谓“避免原则”是指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共同调解原则”是指核心国家相互谈判抑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是指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亨廷顿认为,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他借用莱斯特.皮尔逊的话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亨廷顿最后总结说,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25]我们认为,亨廷顿的上述主张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

其实,未来学家吉恩.斯蒂芬斯(Gene Stephens)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于1994年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题目为《全球犯罪浪潮》的文章中指出:“社会中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将会是21世纪的普遍现象,如果不认识到这种多样性并为此作出计划,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犯罪问题,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他进一步指出,“对犯罪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在世界上存在着高犯罪文化(high-crime culture)和低犯罪文化(low-crime culture)。在未来的年代中,由于世界上人口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许多低犯罪文化可能会变成高犯罪文化。一般而言,由于异质的人口中有很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选择,如果不创造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化制度,那么,这样的人口是犯罪的首要后备军。”[26]可以看出,在未来学家眼里,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化的障碍,进而诱发犯罪行为的产生;如果要预防和控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则必须要协调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人们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趋势,而往往忽视各国和各民族、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群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特别是一些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是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他国兜售;或者以救世主的身份对他国的现代化指手画脚,或者以世界警察自居而对他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要知道,“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27]英国学者A.J.M.米尔恩曾指出:“人类生活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存在着形成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例如,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信印度教的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论社会生活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方式,都存在某些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需的道德要素。由于文化和文明的传统必定延续在所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这些道德要素就成了每种传统的一部分。”[28]既然各民族的传统有差异,就应当相互包容和理解,彼此借鉴和吸纳,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和冲突。法国法学家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世界经济和人权一体化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单一的模式——也就是说最强的国家模式——实行霸权主义的一体化的风险。人权的全球化也会带来漠视各国特色或冲突的风险。因此,只有对不同的法律制度作更好地相互了解,才能避免上述两种风险,进而建立一种独特的多元主义,因为它尊重不同法律传统的差异性;这种多元主义也是一种‘规制’的多元主义,因为它促进不同法律制度向着共同原则趋近。”[29]法律制度是这样,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生活方式等也应该如此。要希望趋同,就必须存异;只有在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反恐怖犯罪的立场上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也能够相互合作和支持;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美国居然又抛出一个“邪恶轴心国”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世界冲突或者更严重的恐怖犯罪活动。如果处于优势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一直漠视或压制弱势文明群体,那么,恐怖袭击就难以根治,恐怖犯罪与反恐怖战争就还将继续僵持下去。

最后,我们想借用法国学者米海依尔. 戴尔玛斯马蒂的话作为本文结束语:“持久和平既不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和平,也不是超级大国赐予其卫星国的恩惠,而是全人类基于宽容和相互尊重所一致认同的和平。”[30]


论文化悖论与国际恐怖主义

许发民*

 

一、引言

2001911,恐怖分子利用所劫持的美国飞机,撞毁了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楼和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包括来自65个国家在内的外国数千公民也一同罹难,震惊了全世界。

“九·一一”事件,骇人听闻。而其震惊幅度的深广程度则与美国长期和平的历史以及当代影视媒体的效应密切相关。攻击的象征性获得了最具象征性的接收。从现代文化层面以观,可以说这次袭击的组织者是一伙深谙现代性文化逻辑的阴谋家,随着影视画面的反复播放,袭击的主要目标似乎不仅是杀伤,更重要的是表演,在美国拍摄的恐怖性大片中多有类似的场景。这种现代——后现代的信息接收方式本身即极具文化意象,发人深省。

“九·一一”事件以血腥悲剧的代价,使全球的目光再次聚集于恐怖主义,使人类对恐怖主义这个文化怪胎所产生的现实侵害和威胁不得不加以正视与警惕,并认真思考其产生的原因、探讨应对的策略。

“九·一一”事件引起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对恐怖主义的一片谴责之声和新一轮的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我国政府也不例外。“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2001913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新加坡总统纳丹时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保障国际社会的安全,维护国际和平。在应约与英美国家元首通电话时,江泽民表示: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已经成为严重的国际公害。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国际合作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并强调:对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应该有确凿证据和具体目标,千成要避免伤及无辜百姓,应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需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一切行动都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朱镕基同志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中国政府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中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九·一一”事件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因聚讼

国际恐怖主义虽然遭到一致谴责,“九·一一”事件也促进了“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是,事件发生后,人们痛定思痛,对“九·一一”事件及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聚讼。

1.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在中东推行强硬政策,长期封锁和遏制伊拉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招致反感以至愤怒。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温和派政府慑于美国的压力,也出于各自的利益盘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部分掩盖了中东、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公众中积聚的激烈的反美情绪,由此形成了恐怖组织的温床。[31]

2.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强者的游戏。据说,全球化打破了原来的穷国——富国界限,现在是第三世界里有富人,发达国家里有穷人,那么,怎么能保证,穷人、弱者,不无处不去?其中的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不挺而走险呢?全球化,既给了富人和想成为富人者以机会和想象,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及他们当中的“极端分子”?)以新的反抗手段。其实,全球化,是流动的时代、风险的时代。当年是“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现在是“恐怖分子无处不在”。[32]

3.有人认为,什么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来源?不是本·拉登,也非塔利班或萨达姆,而是那正在全世界蔓延、视恐怖行动为正义举措的报复的激情,是那使人觉得人世已无理可讲、惟有诉诸暴力的绝望的狂怒!也绝不仅是国际政治的现状培育着这样的狂怒,世界各地的专制和暴力压迫,同样要为这漠视生命价值的毒火的滋蔓,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33]

4.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滋生地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让当地人们不能忍受,又难以解脱。“恐怖主义也体现了不同世界之间可怕而无声的碰撞,不同的世界之间必须超越恐怖分子的无言的暴力,寻找到反对导弹的共同语言”。[34]

5.有人认为,对于“九·一一”而言,美国应让自己走进现实世界,从“像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在这里发生!”走向“像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发生!”这里蕴涵着轰炸的教训:要想确保它再也不在这里发生,就必须防止它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35]

6.有人认为,美国本身就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自那场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建立在一个残忍蛮横的虚构之上:美国的武装部队可以不遭伤亡地干涉世界各地的冲突——在伊拉克,在科索沃,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开始相信一件根本矛盾的事情:一场安全的战争。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一般说来也并不反对宗教意义的原教旨主义。事实上,美国通俗文化也是世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文化中的一种。在伊斯兰国家中,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政府首先是塔利班,其次是沙特阿拉伯,这个政府一上台就充当美国的仆从。八十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就受到美国的青睐,因为他们个个杀人不眨眼。而那时美国的头号敌人是“天主教教会”。西方国家以天下为仇敌。是敌是友,他们从不以宗教作为衡量标准,而以是否依附强权并甘心为其谋利益作为标准。[36]

……

以上观点见仁见智,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也不难看出,人们在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上也远未形成共识。而其中有些观点还只停留在表层,有待进一步梳理、辩驳和深化。

从现代恐怖主义30多年的发展上分析,恐怖活动具有如下特点和变化:极左恐怖组织逐渐消亡,极右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恐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几乎无一国家能够幸免;恐怖活动越来越凶残,滥杀无辜的事件屡屡出现;美国仍然是国际恐怖活动的最主要目标。[37]而在当前:由民族分裂、宗教矛盾、领土争端引发的恐怖活动将更加活跃;恐怖分子使用生化、高科技作为恐怖活动武器的危险与日俱增。[38]因此从全球范围的恐怖活动的特点上说,极端势力与外部黑手勾联;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极右种族主义死灰复燃;邪教对信徒搞精神控制、图谋建立祭政合一的极权体制等,也确实都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蔓延和猖獗直接有关。然而这只能算作一种皮相分析。其实由现代文化所缔造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体制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深层的联系。因此追寻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必要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追溯到现代文化的层面。

 

三、现代文化与国际恐怖主义

有识之士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文明——野蛮”、“现代——前现代”、“民主——专制”等二元分裂思维定式影响下,人们很自然会将“九·一一”事件式的恐怖活动看作是野蛮的前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现代文明的攻击,是专制对民主的挑战,美国政府正是这样叫嚣的。并称其对阿富汗的战争是“为文明与恐怖主义宣战”、“这是善与恶之间的战争”、“这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全球性的战争”。可是必须质疑的是,究竟有什么理由认定“九·一一”事件的制造者属于前现代?如果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那么岂非非犹太——基督教信仰的都属于前现代?更不要说,乔姆斯基称美国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并拼命推销这种原教旨主义。是他们的经济背景?然而本·拉登及其家族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巨子,而不是传统社会的土财主。是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么且不说与此事有干系的(包括本·拉登)不少曾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和支持,滥杀无辜,以恐怖手段迫人屈服也绝非此辈之发明,此前,西班牙人在美洲、法国人在非洲,德国人在欧洲,美国人在亚洲都干过此勾当。再近一点看,难道能说,摧毁没有军事目标的无辜的苏丹制约厂,或在海湾和科索沃投下几百吨贫铀弹是现代文明行为?其实,在特定意义上说,现代军事技术早已使全人类成为恐怖主义的人质。[39]

从表相上看,现代政治比古代政治更理性、更文明,因为它是受法律和制度而不是个人意志制约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大都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下原子式的个人作为法治社会的理论预设,以个体性为基本原则的市民社会由于是个人私利的战场,于是与狼不同的理性的人便自愿订立契约,将其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国家或公意,以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财产等权益。一切公权力皆自此出。在充分实现了民主与法治的西方国家,理性的秩序已经制度化,讲理而非恃力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由此使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得到法律的抑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使国内恐怖主义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正是在这里也正好发明出现代的警察、特务、监狱制度和常备军等等民族——国家制度,并使之获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依据,由此为恐怖主义埋下了火种。

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个体性原则。在民族国家之内,个体是个人,而在国际范围,个体则是主权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个人权利义务以法律为依据,法定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权也神圣不可侵犯。根据契约理论,法律要通过个人自由缔结契约,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通过民主的协商或代议制程序产生。然而历史一再显示,与个人不同的是,国家主权丝毫不得让渡,通过让渡一部分主权缔造国家间的契约,根本行不通。由于民族国家不愿意象个人一样放弃自己的自然状态(无法律)的自由,去过契约状态下(有法律)的理性生活。因此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上,盛行的还是以牙还牙甚至以暴易暴的非理性法则。强权政治、战争逻辑始终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调。因此冷战的结束也并不是战争的结束。在国际事务中,每个国家总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只要发生与本国利益冲突的情况,就可能撕毁一切所签订的条约。近期的适例最典型者莫过于美国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立场。而现代国际关系中明显存在的强权公理,正是典型的恐怖主义逻辑。国际法从诞生以来一再被违反,正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处于“自然状态”的明证。国际恐怖活动震动各国高层,对抽象意义上的打击恐怖主义,各国都是赞成的,但对具体的对象、目标、性质等方面则因国而异。截止1999年据统计有关恐怖主义的界定即有108种之多,而个别国家还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因此民族——国家体制与恐怖主义难脱关系。

在以西方现代性构织的现代文化体制下,自由主义哲学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根据,在民族国家之内倡导个人的自由、隐私、平等,政治上的民主和制度上的法制;而民族国家却脱胎于暴力与恐怖,国家机器更是暴力的象征。在国家之间不无嘲讽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已经实现了民族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打起来的。战后的“冷战”和平则是一种战略平衡,是以武器换和平。现代政治文化奉扬个体原则又创制出民族国家这个强大的暴力机器。这里存在一个个体自由理性和民族国家间的非理性的文化悖论。长期以来,美国人正是以文化优越自居,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到处以文明战胜野蛮的文化逻辑为合法性依据,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强占世界各种战略资源和经济资源,不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国家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这正是恐怖主义将美国作为最主要的攻击目标的深刻原因所在。职是之故,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地区、一种宗教、一个民族的特征,而正是现代文化所缔造出的宗教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家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将特定地区、人民和文化压迫排挤在国际社会边缘的结果,是国际关系中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对此,连“文明冲突论”的始作涌者亨廷顿,在就“九·一一”事件接受《读卖新闻》(英文版)的采访时,也一再声明:“恐怖是弱者的武器”,“九·一一”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而不是文明冲突。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恐怖主义确实是与种族冲突、宗教极端、贫富悬殊、教育落后、资金流动失控等直接相关,然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却是从现代政治文化的内部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对恐怖主义的产生来说,现代政治文化的悖论,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001107日,美英对阿富汗不惜动用常规导弹和巨型炸弹进行轰炸,并称其为“反恐怖主义战争”,但对此,诺姆·乔姆斯基却说,“暴力能激起更加猛烈的反抗,这是普遍规律。”[40]一次次杀戮导致一次次报复,原动力非常相似。这的确为深刻之论。

要消除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首先需要对文化霸权问题进行认识上的认真清理,追查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需要站在文化的高度,分析至现代文化悖论这一深层。因此我们认为:只宣传“自由市场万能”,不保护全体人类成员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生存、发展权利;只强调“个人利益”促进市场流通的效益,不考虑保护全体人类成员的幸福欲求;坐视甚至有意加深所谓“他者”的贫穷、落后,并以强凌弱……。要使现代社会免遭恐怖主义袭击,从文化视野上以观,只能是一种幻想。面对恐怖主义,必须拒绝以“文明冲突”为名或为实的战争逻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恐怖分子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又确实从人民愤怒、恐惧和绝望情绪的蓄水池中汲水。因此,对付恐怖主义不可仰赖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恐怖分子翘足引颈美国进行残酷的报复的原因,那时他们就可以动员人们加入他们凶恶的行列。

恐怖主义根植于现代文化的内部,而不是外界的强加。“九·一一”事件之后,随着各国政府迅速地加入美国发起的反恐怖联盟,以及军事条约的重新启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体系为支柱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只有摆脱“文明战争”的逻辑,营造出平等共处的国际关系,恐怖主义才会得到有效地遏制。这当然是一个文化悖论,也是国际关系的悲剧命运所在。但我们只能正视这一悖论,而无法回避它。


我国“反恐”与“防恐”的对策研究

李晓明 陆岸*

 

进入20世纪90年代,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更为严重的国际问题,各种手段残忍、后果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不断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尤其是近几年来,恐怖主义更是异常猖獗,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如东京地铁毒气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以色列哈马斯爆炸案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非宁,经济与物质损失更是不可估量。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更是为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极其恐怖的阴影。中国一直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反对、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国际形势新变化、新挑战的背景下,“反恐”、“防恐”的任务异常艰巨,尤其在具体对策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本文试从恐怖主义的界定,“反恐”面临的问题,以及我国反恐立场及“防控”对策等方面作些探究。

   一、恐怖主义及其界定

恐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如古罗马的恺撒大帝遇刺。但“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保卫新政权,执政的雅格宾派推行以恐怖主义对待反革命分子。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恐怖活动已成为国际国内斗争中经常使用的手段,主要以暗杀、投毒等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但真正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期间恐怖事件明显增多,手段复杂且多样化,恐怖主义的活动范围超越国界,逐步形成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国际恐怖主义呈蔓延趋势,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恐怖活动与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或个人所利用,且恐怖活动日益增多,手段更加残忍,攻击目标平民化,死亡人数逐年增加;二是恐怖活动更具有隐蔽性,往往事件发生后,极少有人像过去那样公开站出来声称对事件负责,如1998817日美国驻东非使馆被炸事件至今尚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公开宣布对其负责;三是恐怖分子利用高科技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渐露苗头;四是恐怖活动已开始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基本特征,有的恐怖活动不再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面对恐怖主义不断增长的威胁,各国政府和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逐步加强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与打击,而对恐怖主义的准确界定是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前提。1987127日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只有确定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才能有效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41]但由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动因和环境,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范围、手段、目的等认识不同,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尚未对这一概念界定一个得以普遍认可的定义。

美国学者N·本杰明认为,“恐怖主义是蓄意的、有组织的谋杀,用以威胁和残害无辜者,使其感到恐惧,以此达到政治目的。”[42]显然这是从政治学角度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界定。但是随着恐怖主义的发展,很多恐怖活动不再具有政治目的,有的是利用恐怖活动牟取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为正当目的而采取极端恐怖手段,如为了保护动物、环保等目的而发动恐怖袭击,故过去那种只将政治因素作为恐怖活动目的的定义未免过于狭窄。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个人或组织有意识地使用暴力制造恐怖,并以杀害或威胁杀害个人或人群的生命、破坏公私财产为手段,以实现某种政治或其他目的。”[43]其中“暴力”是否恐怖主义的唯一手段这一点值得商榷。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际计算机网络等已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此领域发生的恐怖活动手段虽大多不涉及暴力,但比传统的恐怖活动更具危害性。如意大利“长枪党武装”袭击中央银行、核物理研究所的一些计算机,此案虽然不涉及杀人和投放炸弹等暴力行为,但确系一种实实在在的新型恐怖活动。由此可见,我们应突破传统恐怖主义的认识,扩大恐怖活动手段的外延,充实其概念的内涵,才能适应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更有效的地予以防止和打击。

国内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崇尚暴力,主张少数人组成规模较小的组织,脱离群众地采取单一的恐怖活动的方式来实现某种目的的理论和主张”。[44]笔者认为,从现代恐怖活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恐怖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它已不仅局限于恐怖组织和集团,个人亦可成为恐怖活动的主体,如美国1996年的校园邮包炸弹案,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为了反对科学进步而向校园邮寄炸弹制造的恐怖事件。

那么,什么是恐怖主义呢?所谓“恐怖”即恐惧、害怕,所谓“主义”当然是对某一问题所持的立场、观念、态度和主张。恐怖主义,即专门制造恐惧气氛和恐惧事件,故意使人畏惧、害怕的那种主张。通常是指某些政治、社会、利益集团(有时包括个人)为着某种政治目的或民族复仇心理及利益追逐,专门进行那种令人触目惊心、恐惧害怕的爆炸、暗杀、绑架、劫持、袭击等破坏活动。也就是说,如今的恐怖主义是个人或组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或其他危险手段,造成不特定人群的恐怖感及其灾难,以达到其政治、经济或其他所欲达到的目的。

二、国际“反恐”形势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及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立即以“国际卫士”的姿态向全世界宣言:在美国的领导下将进行一场反恐怖主义战争。诚然,美国在“9.11”事件中成为了萨缪尔·亨廷顿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预言——“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的不幸牺牲,而这一切同时又给美国带来政治、外交上的附加利益。美国通过“9.11”事件“获取可以紧随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来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副产品,连同可以因为大力主导构建全球反恐怖主义体制而得到的、组织国际体制和制订国际规则的优势意义上的(即有些学者所称“制度霸权”意义上的)附带利益”,[45]于是我们对于美国的大力反恐的认识也就不止限于单纯意义上的牙眼相还了。美国在博取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同情后,其首先回避的恰是引起本次事件的最深层次的动因——文明的冲突,只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作出了简单的划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标准正如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在对国会演说时所言:“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46]美国将以一个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和是否(向美国)提供反恐怖主义合作来决定对该国的态度世界上发现恐怖主义的一切地方打击恐怖主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美国反恐双重标准的分析,可以对当前世界的反恐形势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

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美国最广为提到的就是本国无辜贫民的死伤人数。的确,恐怖分子劫持客机作为攻击的手段,且攻击的目标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世贸大厦,结果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对于疯狂的恐怖分子行为下的遇难者报以同情和哀悼是必须的,也是人性最起码的要求。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美国在处理恐怖主义上因主体不同而持不同标准的问题。以此而推,则必将出现美国平民的生命是生命,而他国尤其是在打击范围内的国家的国民皆为暴民的荒唐观点;以及它所指责的行为可定性成为恐怖活动,而其他的一些相同性质的行为往往成为民族自决或是民主浪潮的一部分的荒谬结论。难怪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第38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说:“如果在莫斯科纵火烧毁房屋的人被认为是‘自由战士’而在其他国家这类人则被看作恐怖分子,那么很难想象会形成统一的反对恐怖主义战线”。[47]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被打击国还是对于反恐盟国,此类标准都不是一件可以令人愉快接受的事。如果以这样的双重标准和单边政策一意孤行下去,那么认为美国是在执行正义行为的人数又会不断削弱,它给世界各国的印象是其依侍其政治军事强势,打着反恐旗帜在世界到处扫荡,为的无非是要进一步加强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与控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张国庆先生在评论布什的“邪恶轴心论”时指出:“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霸权转移”理论为基础,不断寻找新敌人,先是“中国威胁论”,接着是南联盟,而后是“流氓国家”,但始终苦于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此言一语中的,将美国在诸如我国的“法轮功”、“东突”等恐怖主义问题上所执的令人讶异的立场得到了完满的解答——即现在所谓的“反恐”和以往所提的“人权”,其核心都无外乎美国的域外政治经济利益,美国此次不遗余力的反恐,其内部深层原因是反恐的附带利益驱使。

三、新形势下的“反恐”“防恐”方针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经过中国人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200111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加入WTO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确实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WTO 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我国带来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它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必将随之而入。恐怖主义作为全球性的社会痼疾,它的心态具有传染性,技术具有传递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我国国门的进一步打开而向国内扩延与渗透。于是笔者认为,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我国在“反恐”、“防恐”问题上必须坚持“立场鲜明、反防结合、以防为主、国际合作”的方针。

首先是“立场鲜明”。所谓立场鲜明就是指中国政府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及其组织,或者支持某种旨在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且尽一切力量保护世界各国旅华人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在中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切合法组织的安全;而对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域的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恐怖主义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并协助其他国家和地区追捕惩戒恐怖主义犯罪分子。与此同时,中国也反对在这一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以及“反恐”扩大化。在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进程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借反恐怖之名对主权国家进行限制和削弱。中国是一个从弱势中走出来的国家,在参与国际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尤其应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出发,无论恐怖主义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坚决打击,不能搞双重标准”[48]。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文明共存的世界,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时期激化,以恐怖活动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每一次冲突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具体问题应区别对待,恐怖主义只是极端的原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国际社会对其认定应十分谨慎,不应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与宗教挂钩。

其次是“反防结合”。 “反防结合”是指“反恐”和“防恐”两者有机协调起来,在坚决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意识前提下,努力加大“防恐”力度,尽可能使恐怖主义不发生或少发生;且在一旦发生恐怖主义事件后,坚决予以打击,严肃惩处,决不手软,将伤害和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反恐”首先必须在意识上坚决抵制恐怖主义这种不良意识形态的入侵,对于其时刻做到警惕,不让其有渗入的机会,且在国内国际永远站在反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决不因为一时的利益驱动而动摇。其次在是指在恐怖事件发生后做出应急行为,并尽量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尽快追捕嫌疑人员且对其给予应有的惩罚。手段主要包括: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犯罪分子给予刑法上应有的严厉惩处;在恐怖袭击后,作好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工作,尤其是经济上的投资安全信心指数和生活上的居住安全指数。“防恐”就是防患于未然,防止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消灭其萌芽于未危害之前。手段主要包括:在刑法上对恐怖活动的罪名进行界定和规定相应的刑罚,发挥法律上的震慑作用;广泛利用情报等非法律手段等。

再次是“以防为主”。“以防为主”是指在针对恐怖主义的一切行动中不仅要采取“以暴制暴”的惩治措施,更重要的是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恐”作为反恐怖斗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以最大限度减少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带来的伤害。为何如此?因为“反恐”一般是在恐怖主义已经发生的前提下做出事后反应,尽量减少损失,但是不必讳言的是,此时恐怖主义已然发生,针对其的行动只能是被动的。而“防恐”则是事前的主动预防行为,如既可把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消灭,使之尽可能不具备危害的条件;也可有所物质、设施、人员、方案上的准备,恐怖活动一旦出现,即可利用其予以控制和制止,以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在反恐斗争中要有效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必须深入研究各种恐怖主义的具体情况,并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的动因。一般来说现代恐怖主义影响较大的有四种:奉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恐怖主义、狂热的宗教信徒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主义、国际贩毒集团搞的恐怖主义和邪教性质的恐怖主义。对于后三种,严加打击或许可以有所成效。而前两种就并不是单单的反、打就可以收效的。其深层次有民族矛盾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宗教的狂热等等信仰层面的东西在支撑。往往是打压越猛,越能激发其更残酷的报复以及自认为正义的心理。在此,究其根本成因,还在于文明冲突,而更重要的或许就是从人类诞生伊始就不曾统一过的信仰之争。是在对世界的终极归依的不同的解释下产生的无尽的争执。要预防此类恐怖实践的发生不仅要发挥法律威慑作用和广泛使用情报等非法律手段,更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各种制度和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最后是“国际合作”。跨国犯罪已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新趋势,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仅靠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单独行动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方能奏效。要真正发挥“反恐”“防恐”中的国际合作作用,必须在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国际条约、具体行动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首先,统一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联合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使恐怖主义失去道义上的支持,各国不应当因为国家利益而有所动摇;其次,充分发挥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法院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反恐怖主义大会制定共同的国际反恐怖战略,在各国的配合下由国际刑警组织侦破国际恐怖活动并缉拿恐怖分子,切实惩治和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再次,努力建立一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反国际恐怖主义公约来防范恐怖主义行为并调整各国的行动步调;最后,加强国家间具体行动上的合作,包括有关文书的送达、调查取证、情报交换、搜查扣押、引渡、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等内容。

四、我国“防恐”“反恐”的主要对策

对于眼下的世界动荡格局,各国最为关切的恐怕就是如何“防恐”和“反恐”了,口头上声音再大,也只是空谈。对于真实威胁每一个无辜的人的恐怖主义,即像尼布尔所言:社会中的不公正不能象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通常所相信的那样,单靠道德与理性的劝告就能够得到解决。社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冲突中只有用强力才能对抗强力。[49]我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东突”、“法轮功”等恐怖组织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危害广大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只有采取实实在在的有力对策才能使其有所收敛。

1、建立全国性的“防恐”、“反恐”专门组织、统一协调国际国内“防恐”、“反恐”的协调机构。“反恐”、“防恐”斗争涉及到政治、情报、法律、军事等各方面,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跟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恐怖分子可利用互联网、核技术、生化武器等高科技进行恐怖活动,这就使“防恐”、“反恐”斗争更加艰巨,更需要各有关部门的有力协作。“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进一步完善了反恐怖协调体系,由国防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发生恐怖事件时由直属总统的反恐怖对策小组危机防范小组统一进行指挥。笔者也注意到,我国也很快设立了“反恐”、“防恐”协调机构,并设在中央公安部日常办公。统筹负责制定“反恐”、“防恐”政策和协调各政府部门的反恐行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国防部公安部联合负责对恐怖活动采取军事行动,形成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反恐”、“防恐”网络。

2、组织高素质的现代“防恐”、“反恐”部队,准备随时应急 “防恐”、“反恐”的行动。为了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许多国家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如美国的“三角洲”部队、英国特别空勤团、法国的宪兵干涉部队、瑞士老虎队等,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防恐”、“反恐”的新形势,我国亦有必要成立一个“快、灵、精”的“防恐”、“反恐”特种部队,具体负责“防恐”、“反恐”行动。“快”是指反恐特种部队能利用情报信息网络迅速收集情报,尽量在恐怖事件发生前尽快采取行动避免其发生,如果恐怖事件一旦发生,“防恐”、“反恐”特种部队能快速部署、快速支援、快速突袭、快速制敌,将恐怖活动的危害缩少在最小的范围以内;是指编制上灵巧,使用上灵活,指挥上灵敏,不仅可以发挥反恐特种部队整体作战威力,而且能应付性质不同的突发恐怖事件;是指人员的精干和武器的精良,反恐特种部队队员都应学会使用各军兵种武器、各种车辆以及驾驶武装直升机,掌握跳伞、泅渡、登陆、擒拿格斗等特种功夫并配备高技术含量的精密武器,能多方面适应现代反恐作战需要。

3、继续完善国际国内“防恐”、“反恐”的条约、协议与立法,为“防恐”“反恐”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国际社会早在1937年时就开始注意这个毒瘤,《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就是由27国于此时签定。由于早期的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所以该项公约未能得到很好的履行。于是在联合国成立后于1972年设立国际反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其后,通过《预防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而后是《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而在航空运输广为普及之后,出现了诸多针对这一薄弱环节的恐怖主义行为,于是国际社会订立了《芝加哥公约》、《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和作为其补充的《禁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而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万国邮政联盟分别订立各自相关的协议。笔者认为这样的零散立法或许在短期之内可以起到一定效用,长期来看必须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来防范恐怖主义行为并调整各国的行动步调。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提供了惩治恐怖主义的法律武器,但对一些为恐怖主义活动推波助澜,有着直接关系的违法行为未做规定,如未设定“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可参见德国刑法第129a条第3款、韩国《韩国关于处理暴力行为等的法律》第5条第2款),“国家机关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相关罪名,不利于该类犯罪的打击[50],对此应做相应的调整。

4、广泛利用信息、情报现代化的手段,密切注视和掌握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动态,争取在其萌芽状态时予以铲除。信息、情报工作是打击恐怖活动的关键,可以说“防恐”、“反恐”能否成功取决于准确可靠的信息、情报。信息、情报工作涉及到国内、国际两个方面。首先在国内我国应完善现有的信息、情报机构系统,在公安部、国家安全局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安全信息、情报机构树立正确的信息、情报意识,通力合作,以便形成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信息、情报网络系统;同时要发展运用互联网、监控设备、卫星通讯等高科技“防恐”“反恐”技术,及时收集、分析、确认有关信息、情报。其次在国际上我国要与他国的情报部门通力合作,不能仅以一国安危为念,因为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知他们下一个袭击目标为何时何地。美国在这次恐怖袭击前的毫无察觉就是明证,而美国也曾对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作用满怀信心。而在情报工作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严密保护重点目标,有力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

 


有关恐怖、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

几个问题的思考

卜安淳*

 

9·11事件”之后,对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讨论和研究,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学界共同的热点。中国犯罪学研究会本届年会,将反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作为会议主题之一,是有积极意义的。纵观“9·11事件”前后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的各种反应,对于恐怖主义的愤怒和声讨是比较共同一致的,但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则差异很大,或者说分歧颇多。美国政府宣布恐怖主义者发动的是一场战争,并且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反击;一些恐怖主义者则宣称自己要发动“圣战”,对付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不少学者则认为恐怖主义行为是犯罪,是国际犯罪的新动向。此外,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怖战争,首先造成的是阿富汗平民的大规模逃亡。他们之所以要逃亡,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的恐怖性。现在,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仍在进行,也很难料定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得到了遏止。要使我们的研究对于现实和理论都有一些实际的意义,有几个问题,即恐怖与恐怖主义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恐怖与战争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恐怖与犯罪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恐怖主义战争与恐怖主义犯罪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等,可能需要认识清楚。本文中,我无力对这些问题作全面的论析,只是想就几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思考,以利于对于恐怖主义犯罪问题和反恐怖主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恐怖与恐怖主义

“恐怖”是指人的害怕和畏惧的心理,也就是说,恐怖是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感受,是指人们对于某些人或事物所感受到的惧怕,或者说,是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一种惧怕性质的感受。所以,“恐怖”(Terror)首先是对于受害者或受惊扰者而言的,是对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某类精神状态的描述。其次,根据《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的解释,“恐怖”(Terror)又可以指施害者或惊扰者及其施害行为或惊扰行为。[51]所以,我们理解“恐怖”(Terror)应该抓住其双重含义,即作为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感受的恐怖作为施害者或惊扰者行为及其效果的恐怖

作为受害者或受惊扰者的感受的恐怖可以称为“恐怖感”,作为施害者或惊扰者行为及其效果的恐怖可以称为“恐怖行为”。恐怖行为导致恐怖感,但恐怖感的产生却不一定源于恐怖行为。这是因为许多对于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自然事物也会引起人们的恐怖感。如,强烈地震、飓风、海啸、洪水、泥石流、火山喷发、森林火灾、旱灾、蝗灾、瘟疫、毒蛇猛兽,对人来说,都是恐怖的。自然事物没有主宰者(我们不信上帝),所以自然灾害不能成为恐怖行为。恐怖行为是作为行为的主体的人(或人构成的群体、集团、国家)施行的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怖感的行为。应该说,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怖感的行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人并无要使他人产生恐怖感的故意但却实际上产生了恐怖感的行为;另一种是行为人故意要使他人产生恐怖感并达到了这一目的的行为。前者不是恐怖主义的,后者则很可能是恐怖主义的。

恐怖主义是英语terrorism一词的汉译。《美国传统辞典(双解)》释terrorism:恐怖主义,对武力或暴力的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一个人或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以威胁或胁迫社会或政府为目的而危害人类或财产,常带有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辞海》(1999年版)释“恐怖主义”:主要通过对无辜平民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的犯罪行为的总和。较多采用制造爆炸事件、劫机、扣押或屠杀人质等方式造成社会恐怖,打击有关政府和组织,以满足其某些要求或扩大其影响。这两种解释有分歧,且都难作定论。胡联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中罗列出的关于“恐怖主义”概念的定义有51种。胡联合对51种恐怖主义定义作综合分析,把握各种概念中“最本质或重要内在特征”,从而确定了恐怖主义概念的5个方面的内涵:1、恐惧性或心理战;2、暴力性或破坏性;3、政治性或社会性;4、宣传性或宣扬性;5、违法性或刑事犯罪性。然后,他对恐怖主义概念做出自己的界定:“恐怖主义是指一种旨在通过制造恐惧气氛、引起社会注意以威胁有关政府或社会,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目的服务的,无论弱者或强者都可以采用的,针对非战斗目标(特别是无辜平民目标)的暗杀、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劫持交通工具、施毒、危害计算机系统以及其他形式的违法或刑事犯罪性质的暴力、暴力威胁或非暴力破坏活动。”[52]

9·11事件”之后,对于恐怖主义又有种种定义。如,张汝伦认为:“恐怖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恐怖行为不等于恐怖主义。恐怖之成为主义,完全是由于它具有一些鲜明的现代特点:它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它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充分利用了现代计算理性的缜密和科层制度的效率;它拥有巨大的财源,足以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造成最大的恐怖效果;它不择手段,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有意拿无辜百姓开刀,以恐怖手段使受害者屈服。”他把纳粹的大屠杀、苏俄的古拉格、美国在越南的地毯式轰炸和9·11事件都归属于恐怖主义,认为,“现代恐怖主义,有着明显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特点。无论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恐怖,多数对少数和少数对多数的恐怖,冷战和热战的恐怖,还是种族灭绝与舆论一律的恐怖,都有明显的制度化特点。”[53]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越来越多,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尽管这些概念有助于认识上的深刻和理论上的缜密,但却越来越遮蔽了对于恐怖主义认识的简明性。其实,简明一些看,恐怖主义应该就是为达一定目的而选择以恐怖行为为手段。为达政治目的而选择恐怖行为作手段的是恐怖主义,为达其它目的(如,宗教目的、经济目的、文化目的、军事目的、外交目的、情感目的)而选择恐怖行为作手段,也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既可能是个人、组织,也可能是国家。恐怖主义不是不择手段的,而恰恰是择手段的,其所择的手段就是恐怖行为。恐怖主义也并非是现代的产物,东西方的历史上,都不乏统治者、造反组织或宗教团体实行黑色恐怖、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的事例,严重之时,常造成全社会高度的恐怖。[54]当代恐怖主义如果有特点的话,主要是实施恐怖行为更为便利,方法上科技含量高,更易达到让全社会恐怖的效果。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当代恐怖主义本身的特点。因为当代战争、当代犯罪等与过去的战争、犯罪等相比,都具有实施更加便利,科技含量高,更能对社会造成影响等特点。

我们没有必要给恐怖主义附加上现代性等时髦内涵。恐怖主义的本质就是以施行恐怖行为来制造部分人或全社会的恐怖,从而达到其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情感的目的。并且,我们认识恐怖主义,还要克服以恐怖行为是否造成社会恐怖结果来评估其是否属于恐怖主义的倾向。认定是否恐怖主义应该根据其是否选择以恐怖行为来实现其目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其施行的行为是否造成了社会恐怖的结果。因为如上文所述,非恐怖主义的行为完成可能造成社会恐怖的结果,而恐怖主义者选择施行的恐怖行为却完全有可能达不到造成社会恐怖的效果的目的。还有,恐怖行为攻击目标的性质也不能作为识别是否恐怖主义的依据。针对平民目标的攻击可以造成社会恐怖,针对政府目标或军事目标的攻击也可以造成社会的恐怖。[55]美国的反恐怖战争明确宣布是针对阿富汗塔利班和拉登基地组织,但依然造成阿富汗全国平民百姓的极度恐怖,并因此引发他们的大规模逃亡。实际上美国的初期战略就是要以战争的恐怖来对付偷袭的恐怖,以强权的恐怖主义来压服复仇的恐怖主义。

恐怖与战争

战争的本身就是令人恐怖的,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恐怖性。战争具有恐怖性,一方面是由于战争行为会造成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极大的伤害,不仅参与战争的人员(尤其是战斗人员)会伤亡,战争播及地区的平民及其财产也会受到伤亡和遭受破坏,回顾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了那么多的战斗人员和平民百姓,至今难免令人心生恐怖之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争过程中,战争的双方或一方会选择施行恐怖行为,以给战争对方及其社会造成恐怖效果的方式作为自己取得战争胜利的途径和手段。侵华日军在中国都城南京屠杀市民30万,在华北扫荡时实行“三光”政策,美国在反日战争中于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在侵越战争中实施地毯式轰炸,都是以实施恐怖行为,制造社会恐怖效果,来谋取战争的胜利。

9·11事件”发生,西方的本能性反应,是认为某一或某些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向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发动战争。为什么布什和布莱尔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是发生了战争,要号召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战斗(fight together)”,“向恶魔(evil)”宣战?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与战争同样的恐怖。恐怖行为并不一定是战争,但它与战争一样能令人、令社会产生恐怖感。这从反面说明,战争是恐怖的。正因为战争是恐怖的,所以不少国家、组织以至个人选择以战争作为制造社会恐怖的手段。二战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对外战争都可以说是以战争作为恐怖手段,迫使被战争国家、民族或组织屈服。美国以战争为恐怖手段胁迫对手屈服的战略,有时失败(如在朝鲜和越南),有时成功(如在海湾和科索沃)。以战争为恐怖手段胁迫敌对国家屈服,可称为战争恐怖主义。应该说,战争恐怖主义是典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种类。

从战争具有恐怖性到以战争作为制造恐怖的手段,这其中既显示了恐怖与战争的密切联系,又反映出恐怖与战争的不同性质。恐怖可以与战争无关(前文已述),也可能是战争的一种效果。恐怖主义可以不涉及战争,也可以利用战争甚至采取战争的方式。另一方面,战争也可利用恐怖,即以恐怖行为为手段来进行战争。战争与恐怖相结合的极致,就是恐怖主义战争。

恐怖主义战争是由恐怖主义者发动的主要以恐怖行为为手段的战争。“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英国认定这是恐怖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战争。如果这种说法成立,这场战争的性质应该就是恐怖主义战争。正因为美英认为“9·11事件”是恐怖主义者发动的恐怖主义战争,所以他们称自己发起的反击性战争为反恐怖主义战争。今天,占优势的舆论认为,恐怖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反恐怖主义战争是正义的。[56]如何评价战争的性质是否具有正义性,这涉及正义观的问题,而且关于战争的正义观是一个非常复杂、难有定论的理论问题,本文无力展开论析,在此只能略而不论。这里想说的一点是,如果恐怖行为或恐怖主义只是服务于战争的手段,恐怖行为或恐怖主义的非正义与否就应该依据战争性质的非正义与否来确定。所以,美英将“9·11事件”宣布为恐怖主义战争,就增加了这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本身是否非正义的不确定性。

恐怖与犯罪

从战争的角度认识恐怖行为和恐怖主义,会误导我们仅仅从战争手段的层面去理解恐怖行为和恐怖主义的性质。如果从犯罪的角度认识恐怖行为和恐怖主义,我们的认识就会进入另一个理论层面。

许多犯罪行为不具有恐怖性,但有许多犯罪行为具有恐怖性。许多犯罪行为之所以具有恐怖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犯罪的过程、方式、手段、结果等任一方面都可能给受害者、目击者或事后知情者造成恐怖感。而犯罪性质的严重性(如应处刑罚的轻重)倒不一定能决定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恐怖性。即便是杀人犯罪,有的也不具有恐怖性,例如,在不允许施行安乐死的国家以安乐死方式致人死亡,就是不具有恐怖性的杀人犯罪。而有一些轻罪甚至仅是违法的行为,却完全可以给人造成恐怖感,例如,窃杀他人禽畜并悬之于道途的行为就足以造成人们的恐怖感。犯罪行为给人造成恐怖感,不仅与犯罪本身的过程、方式、手段、结果等有关,而且很大程度上与犯罪行为发生的环境、犯罪情节内容和结果内容等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范围等有关。一个手持锋利的菜刀的人,如果他身处厨房或家庭之内,是正常的;如果他在街头奔跑,就足以让不少人感到恐怖;如果他是在航空器之中,他就会给人造成极为严重的恐怖感,从而构成犯罪。这是行为与环境的关系。“9·11事件”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令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感到震惊和恐怖,则主要是现代传播工具过于先进造成的结果。将恐怖主义者制造的恐怖效果迅速扩大至全世界的是全世界的传媒工作者。当然,施行恐怖行为的恐怖主义者预先料定了当代的传媒工作者会为他们完成这一扩大恐怖效果的工作。

认识到一些犯罪行为具有恐怖性及其复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犯罪,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恐怖和恐怖行为。如前所论,恐怖行为导致恐怖感,但恐怖感的产生却不一定源于恐怖行为。所以,给人造成恐怖感的不一定就是犯罪行为。地震、飓风、海啸、洪水、泥石流、火山喷发、森林火灾、旱灾、蝗灾、瘟疫、毒蛇猛兽给人造成恐怖感,显然都不是犯罪行为。进一步说,即便是人的给人造成恐怖感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犯罪行为,甚至也不一定是违法行为。传媒工作者扩大了恐怖的感受范围,不论其主观动机如果,都不能认为他们是犯罪或违法。恐怖文艺作品(包括恐怖小说、恐怖电影、恐怖电视等)的创作者、制作者给人们制造了恐怖感,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是犯罪或违法。

认识非犯罪的制造恐怖的行为是有意义的。“9·11事件”发生后,不少人指出,这一恐怖行为是好莱坞恐怖电影[57]情节的现实翻版。但美国政府显然不可以对有关的好莱坞恐怖电影的制作者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认为他们犯有教唆恐怖主义犯罪的罪行。然而,这提出了一个犯罪防控方面的重要课题,应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制造恐怖感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也不一定造成人们的恐怖感。但不容忽视,恐怖是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给特定的人制造恐怖感以达到某种恶意目的的犯罪一般被称作恐吓犯罪。此外,借助恐怖手段的犯罪还有许多,诸如:绑架,敲诈勒索,抢劫,抢夺,聚众哄抢,强奸,聚众闹事,劫持船只、汽车、航空器,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逼供,暴力取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强迫卖淫,强迫卖血,强迫他人吸毒,战时造谣惑众,等等,都是在某种程度利用恐怖手段或借助行为的恐怖效果的犯罪。还有一些犯罪,其行为本身虽不一定利用或借助于恐怖,但其行为的结果足以给人们造成严重的恐怖感,如杀人、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抢夺或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扩散传染病菌种、毒种,传播计算机病毒,破坏电子网络系统,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传播性病,等等。

犯罪与恐怖联系最密切的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主义犯罪应该是为了实现恶意目的,采取恐怖手段,制造恐怖效果,给不特定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并造成了普遍的恐怖感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不限于特定的主体,个人、组织或国家都有可能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恐怖主义犯罪也没有特定的客体,个人、组织或国家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针对的目标和侵害的对象。恐怖主义犯罪最大的特点是以恐怖行为为手段,其犯罪目标的实现以造成社会普遍的恐怖感为标志。其犯罪目标和侵害对象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分离的,但即便犯罪目标和侵害对象是分离的,两者之间也总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对于“9·11事件”,我们只有从恐怖主义犯罪的角度去认识,才能认清它的真正性质。“9·11事件”不是战争,而是犯罪。“9·11事件”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的类似的恐怖事件[58],也应该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犯罪。作为犯罪,“9·11事件”的制造者以恐怖行为为手段,以造成世界社会普遍的严重的恐怖为成功标志,其侵害对象一是世界贸易中心,一是美军五角大楼(犯罪预谋中应该还有其它的侵害对象),其犯罪目标是美国政府。正是这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目标的特定性,使得美国政府认定恐怖主义者是在发起一场战争。但以打击国家政府为行为目标的不一定就是战争,各国刑法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条款所规定的就都是以侵害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犯罪。所以,认定一项恐怖主义行为是战争还是犯罪,主要不应该依据该行为的目的,而应该辨别该行为的特征。“9·11事件”等恐怖主义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实施恐怖行为,以自我伤害和伤害无辜的不特定人而造成社会普遍的恐怖为手段,来达到打击美国政府的目的。这应该说是典型的恐怖主义犯罪。

余论

本文强调“9·11事件”等应该是恐怖主义犯罪,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恐怖主义的性质。其实,即便“9·11事件”真是恐怖主义战争行为,战争也可能是犯罪。只是要把一场战争确定为犯罪需要另外一些其它的重要参数,如需要关于该战争的善恶评价。而对战争的善恶评价是战争的任何一方都难以自我定论的,需要处于战争局外者的评价,最好是要等待时过境迁后的历史的公论。而对于犯罪,我们却可以方便地依据相关的法律做出判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当然,美国政府把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为恐怖主义战争,正如它把科索沃战争中的一方领导人认定为罪犯,是基于它自己的国际政治、军事利益的作为。美国总统布什是在“9·11事件”后第四次发表讲话时才认定这次恐怖活动是“战争行为”。[59]随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称:“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战争,这是一场针对文明世界、针对所有信仰民主的国家的战争”,“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宣战”。[60]所以,可以说,不说“9·11事件”是恐怖主义犯罪,而称其为恐怖主义战争,是美国政府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策划以后的产物。正是对这一事件的战争性质的认定,美国就有了接下来的出兵阿富汗,从而在亚洲的战略要冲地区取得重要的军事立足点。

 


巴以暴力恐怖冲突原因分析

盖玉彪*

 

一般认为现代恐怖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此后国际性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愈演愈烈,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背后的根源和背景极为复杂,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诸多因素相联系,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不断产生互动性的影响,加之对恐怖主义认识的立场不同,使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认识未能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在国际性的暴力恐怖冲突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暴力恐怖冲突最为激烈,也最为典型。本文将巴以暴力恐怖冲突作为一种暴力恐怖主义的典型模式进行原因分析,以期有助于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

 

一、       巴以矛盾冲突的原因

巴以暴力恐怖冲突由来已久,暴力恐怖冲突是巴以之间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手段,所以巴以暴力恐怖冲突的原因坐落在巴以基本矛盾冲突之上。巴以矛盾冲突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又在多种矛盾交织渗透并相互影响之下,所以巴以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但揭开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暴力冲突事件的表象,其背后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冲突集中在民族、宗教和生存三个方面。

(一)巴以民族矛盾冲突

1、犹太民族复国主义的行动引发巴以民族矛盾冲突

耶路撒冷曾经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历史上犹太人两度被新巴比伦帝国以及罗马人驱赶出自己的祖居地。犹太民族复国主义的行动使今天的以色列国与犹太民族的祖居地再次重叠起来。犹太民族跨越千年回归故里造成巴勒斯坦人家园的丧失,直接引发巴以民族矛盾冲突。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犹太文明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作被连根拔起的文明。“然而,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基础的家园,犹太人却从公元前589年―――犹太王国灭亡之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性。”[61]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结成犹太社会,这个社会比其他离散社会存在的时间更久远,脱离祖居地的程度更彻底,但是犹太人却没有在近2000年的离散漂泊过程中被包围它们的异族人同化,相反,其民族性完整地、同质地保留下来。犹太人不愿意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关键动机是犹太人社会自信自己的民族特性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在犹太模式中,我们看到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人类,牢牢地依附于某种启示、发现、成就或他们感到具有某种超凡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之上,因而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的保管人——上帝的‘选民’的独有特征。这种‘选民’对其民族使命的信仰,在他们失去了本民族的国家甚至家园之后,赋予他们在散居各地的条件下,而且是在其他社会已使自己的民族个性融入某个同一化的统一体(这是为了和平而付出的代价)的条件下,保持住自身特征的精神。” [62]由此可以理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结论:“在我们掌握的所有离散社会的名单当中,犹太社会是最引人注目、最具有影响的一个,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同散居地的非犹太多数人的关系也是最僵的。” [63]犹太人过分自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造成与邻人的异己僵化关系,且一旦与外族发生矛盾往往难以和解。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人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由此相应兴起。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又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针对当时欧洲到处可见的排犹浪潮,他提出犹太人应该获得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18978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将建国地点确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并开始活动。他们组织犹太人向许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移民。这次大会召开的1897年,被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恢复家园的梦想开始付诸实践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巴以争端的开始之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被英军占领,战后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17112日,英国公布《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尽管遭到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犹太人还是据此开始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此后在纳粹迫害下生计无着的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至1939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已增加到44.5万人。

19361939年期间,英国曾建议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但被阿拉伯人拒绝。19395月,英国政府害怕进一步激起阿拉伯各国的反抗,遂主动向阿拉伯各国示好,提出了所谓的《巴勒斯坦白皮书》。白皮书提出:在今后5年中,每年只限移入1.5万名犹太人;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巴勒斯坦白皮书》公布之时,恰是欧洲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苦苦寻求安身立命的避难处之日。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害,遇难者总数达600万,欧洲犹太人所剩无几。英国在向德国宣战前,由于坚持白皮书的立场,不让受迫害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使得当地犹太人和托管当局处在了战争边缘,只是基于对德国法西斯的共同仇恨,才使暴力活动有所限制。

二战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波兰犹太囚徒,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他们不能返回故园,因为此时在波兰各地相继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除了几个北欧国家之外,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无力收容他们;连素以移民国家著称的美国都不愿敞开大门。此时,惟一欢迎他们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由于英国继续坚持白皮书的政策,导致犹太突击队同英国托管当局的冲突不断升级。犹太人采取武装暴力行动,炸路断桥,袭击拘禁非法移民的营地,暗杀英国官员。战后,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犹太人。让那些被解放的波兰犹太人继续住集中营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脱身。1947215日,英国宣布把巴勒斯坦转交联合国。

19471129,第二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8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国土可达11203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人口中阿拉伯人为72.5万人,犹太人为1万人;犹太国国土为14942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人口中阿拉伯人为49.7万人,犹太人为59.8万人。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此获得了建立国家的法律基础,1948514日下午,以色列宣布建国。世界大国美国、苏联立刻相继宣布承认以色列。

2、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

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于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在帝国专制的压迫和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刺激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把“阿拉伯”与“伊斯兰”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以实现阿拉伯民族独立。统一的目标取代伊斯兰联盟。1904年,纳吉布·阿祖利的《阿拉伯民族的觉醒》一书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诞生。[64]该书号召阿拉伯各行省脱离奥斯曼帝国,使阿拉伯亚洲地区成为独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掀起回归巴勒斯坦的复国运动,大批犹太移民不断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涌入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巴勒斯坦地区,并同正在兴起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摩擦。阿犹民族矛盾上升;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加入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容。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首当其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巴勒斯坦从原叙利亚地区分离,处于英国委任统治之下,并直接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激发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民族反抗意识。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

以色列建国严重伤害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感情和利益,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即引发战争,1948515日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外约旦(1950年改称约旦)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联合国分治决议,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这次战争史称“巴勒斯坦战争”。由于参战的阿拉伯各国彼此之间心存疑忌、内部不和,使得只有游击队实力的以色列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次战争后,巴勒斯坦被分为三部分: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超过“分治决议”规定面积5700多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归约旦管辖;加沙地带归埃及管辖。阿以双方又分别于1956年、1967年和1973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战争使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流散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沦为难民,逐渐演变为一个流落异乡的民族。1967年以后,他们逐渐以一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实体面貌出现。在阿以双方为争夺巴勒斯坦而进行的反复较量过程中,诞生并崛起了一支代表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民族力量,这就是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最终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被世界广泛承认和接受。

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衷是为流亡在外、面临生存危机的犹太人寻找一个自己的家园,但犹太人复国行动的客观效果却是夺占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侵犯了阿拉伯人的权益,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仇视,在反对犹太人的冲突中流落异乡的巴勒斯坦人为返回家园同犹太人发生了最直接的对抗。再加上大国支持等种种外部因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矛盾冲突。

(二)巴犹宗教矛盾冲突

巴犹两个民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排他性的主权要求,在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找到依据,两个民族对自己教义的神圣性都坚信不疑,巴犹民族对抗与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冲突缠绕在一起。

伊斯兰教的出现晚于犹太教600多年,两种宗教都背负着一些异教前身的遗产,因此在两种宗教中寻找某些共性并不十分困难,比如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视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圣地,都主张一神论,并且在一神论的问题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专制。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背后的民族性作用,使他们的分歧远远大于共性。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万能一神论的观念使它们的信徒陷入一种在犹太教信徒或穆斯林看来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的双重思维。这些信徒一方面把自己信仰的万能一神(上帝或安拉)看作是宇宙中无所不在的主宰,但另一方面仍继续把他当作最初崇拜他的那个民族社会特有神灵。因此,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依然是特定民族社会的整体文化中的一部分;想要皈依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又不想成为犹太或穆斯林社会的一个成员,是绝对行不通的。皈依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就要服从一套与宗教规范密不可分的法规体系,而这种体系与世俗法规是混合在一起的。犹太教律法和伊斯兰律法都是整体性的。他们都不可能在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因此,在实质上,犹太教或伊斯兰教表现的是一种民族的信仰。

照犹太人的说法,“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65]因此,犹太教义中耶稣的视野就被他的民族界限束缚住了。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教导他的使徒宁可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群里去”,也不要到外邦人或撒马利亚人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