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聚焦“中国之治” 充分发挥犯罪学研究智库作用

上海政法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

赵运锋

犯罪学理论在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犯罪学理论对刑法学知识转型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对刑法立法的推动也显而易见。古典主义犯罪学推动了古典刑法学体系的建立，为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制度、刑罚类型和刑法罪名等立法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实证主义犯罪学对刑法学理论产生了长远影响，推动了刑事立法发展，比如，刑罚制度改变、刑罚本质变化及刑罚类型变动等；犯罪社会学对犯罪的看法更为理性，也反过来使刑法立法更加理性。在犯罪标签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不断推进非犯罪化；如何回应当下虚拟社会中的新型犯罪问题，为刑法知识更新和刑法立法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是现代犯罪学理论应该积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二元社会背景下犯罪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走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家林

犯罪学视域下的刑事规制问题反思

对违法行为进行刑事规制时必须重视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认定犯罪时不应一概排斥对人身危险性的考察。应当在坚持行为刑法的基础上，承认曾受处罚经历（前科）等因素可以影响定罪。又如，应重视犯罪学上的犯罪类型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意义。可参考扒窃入法的经验，将某些犯罪类型纳入刑事立法。如单独设立电信诈骗罪、利用计算机等智能设备诈骗罪等。总之，只有建立起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犯罪学与刑法学，才能合理地组织起对犯罪的反应。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院长、教授

舒洪水

网络环境下暴恐音视频传播行为的治理路径探析

网络环境提供的可靠土壤甚至未来在元宇宙的赋能作用下，将加剧暴恐音视频网络传播的风险。然而，当前在治理暴恐音视频方面存在过于追求打击效果忽视根源治理；过于依靠国家力量忽视民众力量；过于依靠技术手段忽视综合施策等问题。对此，应从转变治理理念、明确法律概念、提升群众认同、加强舆论宣传、构建防控体系等综合性策略出发，实现对暴恐音视频治理最优策略选择。

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一级高级检察官

申国军

数据赋能——犯罪学理论和实务在数据时代交融碰撞中升华与深入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数据运用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犯罪学理论研究、犯罪治理实务工作也要实现“数字赋能”，检察机关通过激活“内生数据”开启全量化数据运用，通过拓展“外部数据”创新数字化法律监督，让犯罪治理实务工作走在了前列。面对数字化时代犯罪新形态新变化，犯罪学理论研究要关注数据、利用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研判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最佳结合，引领实务工作的发展，让理论得以升华、实务工作得以深化。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 勇

重新犯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现有中国犯罪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教科书）绝大多数是针对初次犯罪现象的，对重新犯罪现象的探讨较为薄弱且不够深入，这与重新犯罪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需求形成强烈反差。重新犯罪研究不够充分的原因包括认识不足、研究资料难以获得、相关研究方法匮乏等。未来应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注重构建重新犯罪学特有理论学说、开展重新犯罪风险评估研究、加强犯罪矫治创新研究、推动预防重新犯罪立法研究以及强化重新犯罪研究能力提升。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车 浩

犯罪学研究的两个方向

未来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应当朝着两个方向并行。第一个方向，是犯罪学研究的理科方向。这种研究范式致力于提出犯罪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运用实证方法解释犯罪现象。它主要是社会学本位的，而与规范的刑法学研究之间相对隔离。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未来需要培养更过受过专门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才。第二个方向，是犯罪学研究的工科方向。它主要是对理科性质的犯罪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以犯罪学考察为基础和根据，进行宽严分配的刑事政策研究，再以刑事政策为指引展开法教义学研究，进行刑法的解释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