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 观澜识变

——读吴宗宪教授《犯罪学》有感

摘要：吴宗宪教授的《犯罪学》以严密的体系、广博的内容、多元的视角与实用的导向，成功融教材、专著、工具书与普及读本于一体。它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学发展至今的一次总结，也是中国学术自主性与国际视野交融的杰出代表。对于法科学生，它是系统把握犯罪学知识的优质教材；对于刑事法学者，它是培养“犯罪学思维”的“修炼秘籍”；对于犯罪学研究者，它是开展专业工作的学术工具书；对于实务工作者，它是犯罪治理实践的工作指南；对于非专业读者，它是观察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思想向导。

关键词：犯罪学思维；犯罪治理；犯罪对策；犯罪原因

吴宗宪教授独著的《犯罪学》（上下册），系统整合了犯罪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智慧，堪称中文犯罪学教材的典范。出于兼顾学习与研究的初衷，本文第一作者在获得这部教材后，邀请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同学与同仁进行阅读、研习，惊喜地发现该书对犯罪学知识的全面把握与细致梳理令人叹为观止。它就好比一把钥匙，为读者打开了自1764年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创立古典犯罪学派以来，历经数百年积淀而成的犯罪学知识宝库。不同知识背景与趣味取向的读者，都能体验到这部教材在多个维度上的价值与意义。该书不仅体系严密、内容翔实，更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式和知识转化等方面展现出极具前瞻性的学术视野。

一、系统把握犯罪学知识的优质教材

本书采用“基础论—原因论—现象论—对策论”的四元结构，建构起结构完备、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犯罪学知识体系。这一结构安排既反映了犯罪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清晰呈现出犯罪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非常有助于法科学生迅速把握犯罪学知识体系的全貌，并在各个知识板块之间建立联系。

在基础论部分，教材首先聚焦犯罪学的学科定位，厘清了犯罪学与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理论边界与交互关系。学科属性的锚定，实质上回应了犯罪学作为独立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基础。在此基础上，教材回顾了古代有关犯罪及犯罪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梳理了近现代犯罪学的发展脉络。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教材将犯罪学研究方法论置于基础论的核心位置，依托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系统论以及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原则，确立了犯罪学研究的科学认识论范式。这一安排对于偏重知识点、“得分点”学习，却忽略方法论及方法训练的“应试型学生”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

在原因论部分，教材系统分析了犯因性因素与犯罪行为发生机制两大板块，从静态构成和动态发生两方面揭示了犯罪原因的多维复杂面相。教材在将犯因性因素划分为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整合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维学科视角进行交互阐释，对可能诱发犯罪心理、导致犯罪行为的各种因素展开了详尽分析。该分类体系承袭了实证犯罪学（Positivist Criminology）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同时也吸纳了犯罪社会学（Sociological Criminology）对社会结构张力的强调，用系统论思维构建出一套相对周延的犯罪生成模型。尤其在“犯罪行为发生机制”章节，教材通过遗传易感性机制、社会学习机制、行为启动机制、情境触发机制等子系统，勾勒出犯罪行为从犯罪倾向向犯罪行为转化的动态过程。此种机制化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深化对犯罪本质与规律的理解，并为后续犯罪对策的靶向式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强调犯罪原因与犯罪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对于那些习惯于对社会现象作单一维度归因，对犯罪问题作直觉式道德评价的初学者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现象论部分，教材以类型学为核心，依据性别、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动机等多维标准对犯罪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对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性犯罪等主要犯罪类型进行逐级分类、系统阐述。以暴力犯罪为例，除杀人、抢劫、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分类外，教材还依据犯罪的事实学特征完成了进一步细分，以突出不同亚类的犯罪特点。譬如杀人犯罪，教材就对其中的系列谋杀、性动机杀人等特殊亚类展开了病理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诠释，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不同类型杀人犯罪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类型化叙事中的分类标准突出了不同于规范学的事实学特色，同时也忠实反映了犯罪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未拘泥于表面逻辑的“严谨性”。教材基于“行为—主体”双重视角，将财产犯罪分为盗窃、诈骗、白领犯罪等类型，就体现了这种事实学的学科理念。此种类型学研究沿袭了犯罪学史上对犯罪人、犯罪分类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当代犯罪学的经验研究成果，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有关复杂犯罪现象的多维图景。此外，教材对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的介绍，彰显了犯罪学理论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这让刚刚迈入犯罪学门槛的法科学生不仅对犯罪学的“来龙”有所把握，也能对犯罪学的“去脉”有一定认识。

在对策论部分，教材生动展示了犯罪学理论向刑事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刑事制裁、犯罪预防实践转化的巨大价值，突出显现了犯罪学在整个刑事法学研究及犯罪治理实践中的基础地位。教材将犯罪应对体系解构为犯罪处理与犯罪预防两个板块，构建了从报应/威慑到风险管理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在犯罪处理方面，教材围绕刑事制裁与刑事政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凸显了刑罚功能与效应的多元面相；在犯罪预防方面，教材则通过对犯罪预测、犯罪预防分层分类策略的探讨，通过对情境预防、循证预防等技术路径的介绍，勾勒出了一幅极具操作性的犯罪防控蓝图。此种编排不仅契合了犯罪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亦为刑事政策及犯罪治理的理性化提供了学理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教材对犯罪应对体系全面、系统、明晰的梳理，有助于法科学生对整个刑事法学及犯罪反应系统形成体系性把握，在犯罪问题上摆脱基于道德直觉的认知局限，消除传统刑事法教义灌输形成的视野盲区，培育作为刑事法学人所应具备的广阔科学人文素养。

二、培养“犯罪学思维”的“修炼秘籍”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学科群整体偏重理论研究、忽视经验研究，其直接后果就是规范学的表面繁荣与事实学的实质羸弱。在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广义）规范刑法学（含刑事诉讼法学等）的刑事学科生态序列中，居于后端的规范学能够“短平快”地解决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因而占据了更多学术资源，吸引了更多学术人才。被标记为“教义学”的规范学知识，由此成为决定我国刑事领域专业认知的支配性思想资源。尽管教义学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但问题在于，当刑事专业群体在整体上缺乏事实学的系统知识训练时，后端学科靠“单兵突进”所取得的表面繁荣反倒可能导致某种结构性的思维短板。这种短板会沿着研究—建言—决策的路径，最终传导至现实犯罪治理，并对刑事法治的终端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刑事法学者当然可以专注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核心主干”专业的研究，但却不可缺乏“犯罪学思维”。

按照吴宗宪教授的界定，所谓“犯罪学思维”（Criminological Thinking）是指从犯罪学角度认识和解决犯罪问题的思维方式，包括认识犯罪现象、分析犯罪原因、提出犯罪对策三个具体步骤。这意味着，面对犯罪问题，社会对犯罪的理性反应不能简单依道德直觉作出，而应经过一个“三段论”式的研究过程。首先，从经验事实入手，尽可能准确地认识犯罪现象，包括认识危害、归纳特点、划分类型、分析趋势；其次，采用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促成犯罪行为发生的各种犯因性因素及其具体作用机制；最后，根据对犯罪现象的认识和对犯罪原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控制、惩治犯罪的策略与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还需对相关对策的效应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持续评估，以期达成犯罪治理的最佳效果。有观点认为，围绕犯罪原因的研究“深不见底”，且许多原因难以干预、改变，对犯罪治理并无实益。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宜淡化对促成犯罪远景因素的追溯，转而从聚焦犯罪机遇（Opportunity for Crime）、犯罪发生条件（Conditions Favoring the Occurrence of a Criminal Event）的现象论直接切入，以此导向更具操作性的犯罪对策。然而，仔细分析此类研究不难发现，即便不探究原因，尤其是不对所谓“根源”刨根问底，犯罪对策的最优解仍需建立在对可控、可干预犯因性因素以及犯罪特点、规律、机制等事实要素的把握之上。在本质上，这仍在“犯罪学思维”的框架之内。

客观地说，近年来，刑事法研究及其实践在许多问题上的失误或遗憾，都或多或少与“犯罪学思维”缺位有关。2011年醉驾入刑后，公安机关在当时强势观点的推动下，出台了俗称“超过80一律入罪”的规定，并于2013年得到司法解释的正式确认。自此，醉驾型危险驾驶案迅速增长，于2019年成为我国“第一大刑事犯罪”，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4.6%，超过30万人因此被判刑。[]犯罪圈不当扩大、刑事执法司法资源分配与犯罪治理现实需求严重错位等反向效果，最终迫使我国于2023年通过新的司法解释对这一规定作出调整。复盘该刑事执法司法政策的出台、实施以及最终调整的全过程，当初如能以“犯罪学思维”，对血液酒精含量与交通安全风险的关系、醉驾心理机制与行政执法强度的关系、“超过80一律入罪”政策的犯罪化规模及相关效应等经验事实因素，作出相对准确的评估、测算，就可以避免仅依靠传统刑法学的思辨方法对醉驾“抽象危险”的“证成”所带来的决策风险，也就能够规避大规模实施该政策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了。

在更深层次上，吴宗宪教授在书中将我国刑事立法过罪化、重刑化的态势与“犯罪学思维”缺位联系起来，提示了该问题的重要性。面对犯罪问题，现实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立法者、司法者多数具有刑法学知识背景，而刑法在应对严重犯罪问题时的主要方法就是发动或加重刑事制裁。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学思维”的缺位必然促成整个刑事法律共同体“重制裁、轻治理”的“集体无意识”，“刑法谦抑性”因而沦为口号与空谈。依赖刑罚手段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单向度刑事思维，在这种群体性“共识”中不断自我强化，过罪化、重刑化自然难以避免。

从体例安排到内容阐述，“犯罪学思维”成为贯穿教材始终的主线，这对我国刑事法学者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很有帮助。不过，有了意识与理念，“犯罪学思维”还需在刑事法学研究过程中贯彻落地，这就涉及了经验研究方法的运用。吴宗宪教授认为，传统思辨方法“依靠直觉、洞察和逻辑推理获取知识”，该方法存在过度依赖个人直观感觉与现存学说观点的倾向。对经验观察与检验的忽略，必然导致相当部分的法学理论仅能停留于未经验证的假设阶段。对于这一状况的改变，只能依靠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通过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对经验事实展开探索从而加深对犯罪问题的理解，通过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检验理论假设以期增强治理方案、法律建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为此，本书在介绍各种犯罪学理论、犯罪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相关研究对经验方法的运用，这为刑事法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内践行“犯罪学思维”提供了方法启示与指引。从笔者的阅读体验看，这套教材为刑事法学者提供了一把转向“犯罪学思维”的钥匙，这将有助于补齐我国刑事法专业群体思维层面的整体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我国刑事法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型。

三、开展专业工作的学术工具书

我国犯罪学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吴宗宪教授对西方犯罪学理论的系统译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国内学者学习、了解犯罪学知识的重要渠道，为改革开放后犯罪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网络时代，学术信息的获取日益便捷，犯罪学专业研究者对纸质教材的依赖逐渐弱化。然而，吴宗宪教授在该领域长达四十年的深耕与积淀，使得这部教材即便对于网络时代的犯罪学研究者，仍不失为一部内容全面、线索清晰、表述准确的专业工具书。教材完整呈现了犯罪学的理论谱系、历史脉络，涵盖了几乎所有代表性的犯罪学理论，且查找起来极为方便。在此，笔者作为一名犯罪学研究者，特别分享如下六点阅读体验。

第一，在基础知识之外，教材对犯罪学前沿研究的介绍有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得益于作者对域外犯罪学发展动态的持续关注、追踪，教材深入浅出地引介了许多当前国内学者关注不多的研究方向及相关成果。譬如，在介绍个人犯因性生物因素时，引入了域外神经犯罪学与生化犯罪学的最新成果，揭示了多巴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睾酮等激素分泌与攻击性倾向及犯罪的关系以及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氨基酸、一元氨、肽等缺乏或不当摄入对反社会倾向的促进作用。这些内容的引入，不仅丰富了犯罪学的理论体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第二，结合实际情况，教材对我国犯罪学研究相对薄弱的部分进行了针对性补强。作为长期专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者，作者在书中对个人犯因性心理因素的介绍深度尤为突出，详尽分析了本能、需求、兴趣、信念、人格、情绪、情感、思维模式、智力、变态心理等与犯罪的相关性。例如，为克服自卑感，就可能在过度补偿心理的驱动下实施反抗、攻击或其他暴力犯罪；为消除“固着”至成年的恋母或恋父情结与超我冲突所带来的“罪恶感”，就可能通过犯罪寻求刑罚制裁，以此为自己被道德禁止的欲望“赎罪”等。这些心理学视角，为犯罪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

第三，除了研究结论，教材对相关研究具有启发价值的研究方法或过程也进行了介绍。其中，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教材对美国犯罪学家马尔文·沃尔夫冈“慢性犯罪人”研究的介绍。沃尔夫冈对费城1945年、1958年出生的两组人群在18周岁前的犯罪经历进行了调查，并围绕1945年同生群开展了18～30周岁犯罪经历的追踪研究。在将未成年时期实施了5次以上犯罪行为者定义为“慢性犯罪人”后，发现仅占同生群人口6%～7%的“慢性犯罪人”“贡献”了50%～60%的犯罪，且主要为杀人、强奸、抢劫、重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对于这类人群而言，刑事制裁收效甚微，大概率会在成年后继续犯罪生涯。由此，应将犯罪预防的关注重点与主要资源投入此类人群。教材中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各类犯罪人（严重慢性、轻微慢性、普通慢性、一次性）犯罪生涯相关变量的统计数值。这些内容，对于犯罪学专业研究者继续进行相关或相似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第四，为方便文献检索与中外学术交流，教材十分贴心地提供了大量关键术语的英文表达以及重要外文文献的出处。在世界范围内，多数高质量的犯罪学研究成果以英语呈现，而英语中的同义词汇众多。在这种情况下，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者如果不了解汉语犯罪学术语的对应英文表达，就很难查找到高价值的学术文献。凭借数十年对域外犯罪学学术文献的阅读与研究，吴宗宪教授在书中提供的关键英文术语，标注的重要外文文献，能够帮助国内犯罪学研究者迅速直达所需外文资料，避免在文献检索上浪费过多时间与精力。同时，这些准确的英文表达，也为我国犯罪学研究成果对外输出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第五，教材未采用提供“标准答案”的撰写方式，而是尽可能全面呈现不同观点并展开分析比较，颇具启发性。如，本书开篇即对居于核心位置的“犯罪学”概念给出了作者的定义，同时也提供了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以及德国犯罪学家施奈德等权威犯罪学家的不同定义思路。再如，关于“情境预防”理论，教材在详细介绍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性选择、日常活动和犯罪模式等理论后，全面展示了增加难度、提高风险、降低回报、减少挑衅与消除借口等五类情境预防技术，并对相关批评观点以及针锋相对的反驳意见进行了简要列举与评价。这些精心梳理、内容丰富的学术信息，对其他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很有帮助。

第六，教材有理有据、有理有“数”的叙述方式，为其他学者提供了研究资料，同时也是对犯罪学经验研究的大力倡导。譬如，在介绍父母疏于监督、惩罚性管教与彼此不和对犯罪发生的预测性作用时，引用了美国学者詹姆斯·德宗的研究，并附上各个自变量的系数。又如，在论述“犯罪黑数”在不同类型犯罪中的差异时，援引美国2009年全国被害调查的数据，展示了摩托车盗窃等7类犯罪由15.4%至58.1%的黑数占比变化。[]再如，在“犯罪现象的定量特征”部分介绍监禁率问题时，引用了《世界监狱人口清单》的相关数据，为读者呈现了世界监狱人口比率的状况（10万分之140），以及主要国家的监禁率（如美国为10万分之629，中国为10万分之119，印度为10万分之35）。

四、犯罪治理实践的工作指南

尽管理论犯罪学在犯罪学领域举足轻重，但犯罪学与犯罪治理之间紧密的关联决定了这门学科整体上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教材尤其强调“转化犯罪学”思维，即注重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有效的犯罪治理政策、法律与实践。基于这样的理念，教材从内容选取到叙述方式均较好地体现了犯罪学的实践品格，能够为现实犯罪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用的操作指南。

犯罪预测对刑事司法及犯罪预防工作极为重要，犯罪预测技术落后甚至成为妨碍相关工作顺利展开的瓶颈性问题。例如，再犯预测就对量刑、减刑、假释等工作至关重要。没有可靠的再犯预测，相关司法决断不仅会因缺乏科学依据而出错，还可能因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滋生司法腐败，甚至引发极其严重的实害后果。2020年，郭某某在北京某超市因不戴口罩产生纠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该案即与相关部门此前对郭某某的减刑决定未经过科学的再犯预测有关。教材对犯罪预测的原理、类型、常用方法作了系统介绍，展示了美国犯罪学家格卢克夫妇用于少年犯罪预测的量表及犯罪比率计算方法，这对司法机关提升相关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极具启发价值。

在通过转变犯罪人、改善社会环境难以实现有效犯罪预防的情况下，聚焦于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的情境预防，成为更具实用性的犯罪预防方法。教材不仅详细列举了25种具体的情境预防技术，还对实施情境预防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步骤进行了逐项介绍。除安装监控设备等已被广泛采用的预防技术外，优化建筑物防卫空间设计、在酒吧烧烤店等暴力犯罪风险较高的场所使用非玻璃器皿等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举措，对相关社区、单位、场所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随着社会对公共政策科学性、有效性要求的提高，采用有证据证明有效的预防措施开展循证犯罪预防，逐渐成为主流的犯罪预防范式。这一范式的兴起，对于改变我国基层犯罪治理决策的“拍脑袋”倾向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教材介绍了评价犯罪预防措施效果的五种主要方法，详细展示了美国学者劳伦斯·谢尔曼等人对犯罪预防计划的评价结果，这些犯罪预防计划涵盖家庭、学校、社区、劳动力市场、地点、警务等多种类型，从中发现了29项有效计划，25项无效计划，28项有希望的计划。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现实犯罪预防的重要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教材重点介绍的系统评价方法、荟萃分析评价方法，也可用于我国犯罪预防计划的评估。这些评价方法的推广使用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犯罪预防决策机制的优化，有助于犯罪治理效能的提升。

从广义上讲，立法活动也属于公共政策的决策，对科学性、有效性同样有极高的要求。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越来越便捷，这为立法民主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同时，网络舆情的情绪化、情感化、民粹化、极端化倾向，也使得回应式立法的非理性风险日益显现。如何在嘈杂的网络环境中了解、评估真实民意，如何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同时确保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些都成为刑事立法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教材对过度犯罪化与重刑化的表现、原因、危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原因、对象、表现及相关效应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些从犯罪学视角展开的观察与思考，不同于以实定法为基准、以解释技巧见长的教义学话语，对刑事立法工作的风险控制具有不可替代的提示作用。

教材对实务工作者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对策论部分，原因论、现象论章节的实用性也很突出。由教材对犯因性个人因素、犯因性环境因素、犯罪行为发生机制的分析，推导出相应的犯罪预防方法，是“犯罪学思维”从原因到对策最典型的体现，无需赘述。即便通过教材现象论章节对各类犯罪与犯罪人的描述，实务工作者也能从中获取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譬如，教材对常见“性犯罪谬论”或“强奸迷思”（Rape Myth）的梳理，对不同类型强奸犯罪及犯罪人特点的分析，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均有较强指导意义；又如，教材关于恋童癖、性施虐癖、恋物癖、摩擦癖、露阴癖、窥淫癖、乱伦、跟踪骚扰等性犯罪或性越轨行为的介绍，对实务人员了解相关知识、正确处理相关问题颇有帮助；再如，教材对系列杀人、性杀人等特殊类型杀人犯罪特点的细致梳理，对公安实务中的嫌疑人犯罪心理画像、确定侦查方向也有一定启示作用。类似实用信息在教材中比比皆是，不同实务工作背景的读者，都能从这部教材的阅读中获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吴宗宪教授先前以域外引介为目的的学术作品不同，本教材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同时也突出了本土叙事。围绕重要的犯罪学理论、观点，教材特别注重结合我国犯罪及其治理现状展开论述，加入了大量关注度高且极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本土真实案例。从实际阅读体验看，这一努力对于本土实务工作者尤为受用。

五、观察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思想向导

除了内容的实用性，服务治理实践的犯罪学成果还需做到表达方式“接地气”，尽可能通过“读者友好型”表述让非专业读者理解专业问题。在这一点上，教材的文字表述通俗易懂，毫无学术晦涩感，与当下某些“艰深玄虚”的学术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对于大量涉及域外研究成果的犯罪学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作为“回报”，即便不具备法学知识背景与犯罪治理实务经验的非专业读者，也能通过阅读这部教材顺利找到理解犯罪问题、社会问题的入口。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犯罪人，也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被害人。得益于篇幅容量上的优势，教材呈现了丰富多样的犯罪风险、被害风险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这对非专业读者识别相关风险并选择合适的预防策略颇为实用。例如，根据挫折攻击理论，人们在生活中会遭遇各种挫折，当挫折足够严重并引发极端愤怒情绪时，通过暴力攻击以减轻挫折感就成为可能。据此，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挫折，如何调整受挫后的情绪状态，就成为个人犯罪预防的关键。又如，根据生活方式理论，某些生活方式会增加个人遭受犯罪侵害的风险。如夜间独自外出到治安较差的区域，或者频繁参与高风险的社交活动，被害风险就会升高。为避免被害，就需改变这些高风险的生活方式，如无法改变，则需采取特别防范措施尽可能降低被害风险。

犯罪是多样的、复杂的。教材对犯罪多样性、复杂性的揭示，有助于非专业读者提升以多维视角观察思考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用非专业读者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当我想当然地将犯罪归因于道德败坏时，并未想到某些生物、心理因素对犯罪也有相当强的促成作用；当我简单地将犯罪归咎于犯罪人的错误选择时，并未考虑到经济不平等、教育资源匮乏、社会排斥对犯罪率的影响；当我觉得贫困、失业导致犯罪的逻辑无懈可击时，并未意识到多数贫困人口并未实施犯罪，而富有的精英人士却实施了大量‘白领犯罪’；当我认为家暴的症结在于被害人怯懦或警察不作为时，被害人对施暴者的经济依赖、情感依赖乃至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均未进入我的考察视野；当我认为严密刑事法网必将有利于社会治理时，‘过度犯罪化’的风险与危害也未纳入我的考量范围……教材揭示了大量容易忽略的‘犯罪真相’，这让我在面对其他社会问题时，也会尝试更为多元的观察角度，寻求更为全面的解答。”

犯罪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犯罪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别版本。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这部犯罪学教材可以成为他们窥探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厦的窗口。教材对犯罪学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能让非专业读者通过较为简短的篇幅，了解人类犯罪认知逐步深化的漫长过程。由贝卡里亚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看到罪刑法定等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的源头；由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解剖刀，可以看到社会研究由逻辑思辨向科学实证的转向；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可以看到犯罪与社会整合、规范失衡之间的关联；由马克思奠基的批判犯罪学视角，则可以看到社会权力结构不平等对犯罪的促成。结合教材对各种犯罪、犯罪人的细致描述与深入分析，这些超越日常生活经验与朴素道德直觉的知识呈现，对非专业读者具有强烈的“认知冲击力”。它让此类读者认识到，人类对犯罪的理解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从最初的迷信与偏见，到如今的科学分析，犯罪学的进步反映了整个社会文明的演进。从古典犯罪学到实证犯罪学，从批判犯罪学到后现代犯罪学，在这些犯罪学“专业流变”的背后，其实是更广阔时空背景下人类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进步。从古典自由主义的启蒙哲学，到实证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从聚焦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等权力分层的冲突型或结构型理论，到聚焦权力话语、质疑“真理”“本质”的解构主义浪潮——这些超越犯罪学的“溢出性”思考，或许是这部犯罪学专业教材能够为非专业读者带来的最大收获。